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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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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興邦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陜西省耀縣人。1923年12月17日生。1949年于南京大學邊政系畢業后,為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研究生。1950~1963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3~1976年先后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省博物館、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1976~1984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兼第一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后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現任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及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所長等職,并被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陜西省考古學會副會長。

折疊編輯本段工作經歷

石興邦長期從事田野考古,先后在河南、陜西、北京、山西等地進行發掘并曾主持工作。其中,特別是50年代主持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進行了大面積的揭露,在中國考古學史上,首次清理出一處大型原始聚落;70年代在山西沁水主持下川的舊石器晚期遺址的發掘工作。同時,以陜西地區為重點,在黃河中游一帶進行過多次考古調查。主要學術成果有:對舊石器時代晚期下川遺址的發掘和分析研究,為探索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過渡,補上了重要的一環;通過半坡典型遺存的剖析,結合其他有關材料,對仰韶文化的面貌、類型、彩陶等問題作了系統研究,并重視利用考古實物資料來復原氏族社會結構;又從大汶口文化、馬家窯文化、龍山文化、齊家文化等考古學文化反映的社會經濟形態,探討了中國歷史上私有制的產生和國家的起源問題。

折疊編輯本段主要業績

石興邦的主要專著有《半坡氏族公社》(1979)。論文有:《陜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黃河流域原始社會考古研究上的若干問題》、《黃河上游的父系氏族社會──齊家文化社會經濟形態的探索》、《從考古學文化探討我國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問題》等。還著有考古報告《長安普渡村西周墓葬發掘記》等。參與或主持編寫的專刊有:《輝縣發掘報告》、《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發掘報告)。

石興邦口述考古 ——發生在“半坡”發掘中的悲慘

半坡遺址的發現,對我們現代社會應當是個極大的提醒。無論從哪個方面講,周邊的地下探測和地面建筑,都應當是引起各界重視的事情。半坡這塊土梁梁上既然能保留這么一塊完整的古民居遺址,就近地域肯定有相同的地理、人文條件,也就存在著同類遺址的可能。可是,當時人都忙著蓋工廠,誰都沒有重視地下這些個村落。

結果,一九五五年春,當地市政上組織人在半坡遺址北部,也就是現在的“半坡聚落區的墓葬區”取土,修建浐河橋東岸至國棉三廠約一公里長的那條路。在當時,這個工程范圍算是相當大了,取土高程達一點五二米,動用的土方量也相當大。

發掘場景

那時候,我還在西安整理半坡遺址發掘報告,事先并不知道當地在半坡遺址周圍修路取土的事情。當時陜西地方組織的發掘隊,也沒有精力在遺址周邊做出大范圍的勘探。再說,當時的城市建設的探測和批準也都不很規范。

記得是五月初,聽人報告說在“半坡遺址”附近起土挖出來一批尖底瓶。我聞訊趕到后,吃了一大驚。挖掘的土方中確實零星的陶器和殘斷人骨,地上也散落著陶片和大塊的骨骼,一眼便可看出確屬“半坡聚落”同時代的墓葬區。于是我當即向取土工地負責人說明情況并征得其同意后,讓人緊急停工,要求他們改在另一處取。我也停止了手頭室內的整理工作,帶了幾個熟練技工趕赴工地,進行哪些墓葬的清理。

當時國家考古研究所下屬的“西安研究室”(不是陜西的考古所)是王伯洪同志負責,夏鼐所長在北京還兼著這個室主任。我當即給夏鼐先生寫了一封信,建議繼續半坡遺址“后續發掘”。他很快回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見。我們那個時候做這方面工作很難。一方面,得配合地方基建工程,為社會主義建設中即將來臨的“大躍進”服務。一方面要進行學術研究,保護好地下文物,所里遭遇到的各方面的壓力也很大。

發掘期間外賓參觀

記得夏先生當時給“西安研究室”的回信很嚴厲,原文是:“半坡遺址墓葬區遭到破壞,很可惜,要趕快派人進行配合發掘。當然可以叫石興邦同志繼續發掘半坡的工作。”

王伯洪同志接信后立刻通知我負責這項工作。我接到通知后,當即停止了資料整理,帶上楊建芳、金學山、余萬民、牛永祿等同志趕到工地,正式開始發掘。不長時間,我們就將殘留的一百多座墓葬清理出來,并全部保留下來。負責筑路的領工看到我們對一小片陶片都那么珍惜,想到他們鏟土鬧碎的那些壇壇罐罐,只能望著我們連連嘆息。

當時,施工破壞了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墓葬區,還有在聚落北部的居民區,至少將一座雙連灶的大房子推掉了。我第一次到現場已經看到大量的遺跡暴露在外面,一間大房子中的雙連灶、兩個火燒的圓圈依然清晰可見……

當地民眾捐贈發現的文物

在一個考古工作者的眼里,當時的那個慘景真是讓人不寒而栗。每當我想起這件事,心里都很難過。

還有一件事,我也得給后人留下真實的說法。

在半坡發掘中,工地曾經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張云鵬怒回考古所”,另一個是“石興邦灃東挖周墓”。

為啥要將這兩個事情,因為那時工地上的兩個得力人物,一個是張云鵬,被我這個隊長“罵”的撂挑子不干了,跑回北京去了。第二個就是我這個負責人,還跑去幫陜西地方鬧那個“分外”的挖周墓,最終導致了工地出現俞偉超切掉一個大房子的事故。

這兩件事,確實都跟我考慮不周、粗心大意有關,我應當負領導責任。但是,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也根本就沒有一碗能端平的水。

事情其實是這樣的:一天,張云鵬負責的坑那是有點跡象,他要打掉繼續下挖,我堅決擋了。結果,他一生氣回了北京。這個人平時自尊心特強,脾氣不好,人絕對是個好人,工作也細心,作圖和實地操作都很專業細致,很受那些大學生尊敬。這類性子倔的人,工作能力也強。不愿意受人說的人,說明他做的就是比一般人漂亮。至于學術上的看法,有時也可以討論,在這個方面他倒不是很固執。問題是當時在工地上,當事者那么多實習生的面,我毫不留情否定了他的作法,這應當算是我“領導藝術”不好,應當回來后兩人私下談談,可能就沒啥大事。那時我也很年輕沒沉住氣,結果,兩個火爆脾氣人碰到了一起,鬧得前陣折將,確實算是我的過錯。

至于我為啥要跑到灃東挖那個西周墓,現在說說自己當時那點冤枉也無妨。

十月份,灃東普渡村出了一座西周墓。當時陜西省上的茹士安和何漢南在那兒搞,北京所里來電話讓我去協商一下,說這個墓很重要,省得地方同志經驗不足出啥閃失。

我這邊工作本來忙得團團轉,人都很不能生出三只手來,當時我應當給夏所長把這邊情況匯報一下,再婉言回絕一下陜西那邊。但是,那邊真的沒人,我們經常在一塊協作,情況也都很清楚。反過來說,無論地方的工地活兒還是中科院考古所的任務,都是考古業務分內的事情,鬧出閃失都是巨大的損失。于是呢,我也不好給所里叫那個苦。結果,我離離開工地那一周時間,這邊就出了個切房子事故!

到年底的匯報會,回到所以我和張云鵬就被一群人罵慘了。張云鵬的錯誤是“無組織、無紀律、自由主義”,言辭還較輕。針對我的那些話,已經不是批評了。記得陳夢家先生在會上義憤填膺地說:“半坡這么重要,讓石興邦破壞了,本人應當登報向全國人民道歉!”列席會議的《考古》編輯部有個年輕同志,干脆說我是破壞文物的民族“罪人”。我當時被鬧得想不開,不知道他們這些說法都是啥意思。

夏鼐所長是我的導師,兩人平時也關系密切,他當然不還說啥。尹達這時卻站出來,批評了我倆,其實更多的還是肯定和保護。針對我的問題,他說的大意是,作為負責人,丟下主要抓次要,有失職行為,應當接受批評。最后,才總結說:“我覺得今年田野發掘這邊沒問題,工作實在,報告也做得很翔實細致,石興邦的工作成果可以肯定。”聽了老先生這句話,當時我都哭了。當時,那真是既內疚又悔恨,還很感動,當然也有些委屈。

現在想來,他們那些過激批評,也不是針對我個人,完全可以看出“半坡”當時那個影響在專家眼里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行走天下解讀地書---考古大家石興邦

王仁湘

《 人民日報 》( 2015年11月24日 24 版)

一代考古大家石興邦先生九十大壽后出版了自己的考古論文集。這部文集不僅因部頭厚重而顯分量,更因其科學分量而顯厚重。這是石興邦一生考古探索的總結,文集收錄的論文側重中國史前考古的研究,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勤勉奉獻的考古學家的心路歷程,回味中國史前考古經歷的百年往事。

石興邦在考古界德高望重。上世紀50年代發現的陜西西安半坡遺址,其發掘提領者正是當時剛剛三十歲的石興邦。半坡的歷練,半坡考古范式的創立,讓石興邦很快成長為中國一流的田野考古學者,也使他開始了行走天下、解讀地書足足六十年的旅程。半坡考古范式,一直引領著中國田野考古的行進方向。

半坡遺址的發掘是中國新石器考古首次發現這么豐富的資料,也是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揭露一處考古遺址。石興邦由半坡作為切入點,在《西安半坡》中就仰韶文化的類型、年代和淵源進行了深入探討,同時討論了氏族公社制度、原始宗教信仰、粟作農業起源、彩陶發展演變諸多重要課題。半坡的發掘使仰韶文化的類型研究成為可能,確立了半坡類型主要內涵屬仰韶文化早期,是區分不同時空范圍的仰韶文化的開始。1959年石興邦在《黃河流域原始社會考古研究的若干問題》一文中將仰韶文化按地區與時代不同反映出來的差異劃分為兩個類型,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因之確立。研究者通過這個途徑認識了仰韶文化在不同區域間的異同,區分出典型仰韶文化和受仰韶強烈影響的文化類型。這個方法還影響到后來包括龍山文化在內的其他許多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沒有地區類型劃分,中國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完整的體系和清晰的脈絡。

半坡遺址的發掘意義深遠, 它為中國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個重要的模式,也是中國全景式聚落考古的一個開端。這個模式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檢驗,當現在已經擁有數十部史前考古發掘報告時,才發覺它是我們依然沒有超越的模式。半坡是出現在學者們論著中頻率最高的新石器考古遺址名稱。因為半坡遺址博物館的建立,半坡也深入到公眾的知識結構中,許多國人是通過半坡開始認識史前中國的。

20世紀70年代末,通過對長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數次考察,石興邦開始構建中國新石器文化體系的輪廓。1980年他在華東地區考察時以“關于中國新石器文化的體系問題”為題作了專場學術報告,從生態文化學的角度,將中國新石器文化分為三個大板塊,每一板塊又分成若干文化傳統。石興邦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體系形成于7000多年前,形成了三個系統:一個是以稻作農業為主的青蓮崗文化及南方文化系統諸部族;二是黃土高原的墾殖者、以粟作農業為主的半坡仰韶文化系統諸部族;另一個是以狩獵畜牧或游牧為主的北方細石器文化系統諸部族。這三個系統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融合,最后形成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廟底溝氏族部落文化,它是華夏族最早的原始文化核體,在與周圍諸部落文化長期接觸的過程中,不斷地發展成長,上承半坡、大汶口和青蓮崗文化之余緒,下啟龍山文化氏族公社之基,最后發展到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

石興邦對中國新石器文化體系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論視角和方法論。他強調由自然環境史和大經濟史的研究出發,考察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和文化史,重視神話傳說提供的線索,重構信仰傳統,進一步探索文明起源與國家形成。這樣的史前史研究思路與實踐,為后人提示了完整的方法論,是他在學術上非常重要的貢獻。

我們可以由石興邦研究新石器文化體系的實踐,看到他的學術思想不斷完善的過程。1980年首先問世的《關于中國新石器文化體系的問題》一文,開始由環境與經濟模式觀察史前,劃分出舊石器時代山林采集經濟、中石器時代山麓過渡經濟和新石器時代河谷農畜經濟,這三個環境與經濟模式的確立,構建起最基本的認識框架。由此石興邦還特別提出新石器文化的產生,是在人類由山林到河谷的遷徙過程中完成的。這種遷徙改變了環境模式,改變了經濟方式,自然也改變了文化形態。當然這種改變并非是完全的,也會有以舊模式生活的群體,新舊群體之間會有互動,所以石興邦特別指出:“中華民族的物質文化最重要的特點,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行為模式的標準,是在不同民族部落和民族文化共同體的不斷頻繁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形成的。”這也許可以看作是認知中國歷史發展動能的一個重要基點。史前是如此,歷史時期更是如此,中國歷史應作如是觀。

對于史前考古研究,雖然一般考古學家都刻意回避與傳說中的上古史比對,但也不甘于自己構建的考古文化有如空中樓閣。石興邦沒有采取回避的態度,他很早就將考古文化同上古信仰與傳說聯系起來研究。他認為“傳說是遠古歷史在人們記憶中的反映,中國國家出現前的這一段史跡,考古與傳說是可以互相印證的”。正是透過史跡、文獻和考古遺存之間的聯系,讓我們可能開展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的研究,這中間考古研究是主心骨,考古學者要承擔更重的責任。1993年石興邦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邏輯概括》中,就強調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文化體系”。他提到要不斷吸收其他學科如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等學科的成果與方法,大力拓展學科的思維空間和課題視野。我們也高興地看到學界在這些方面的努力已經取得明顯成果,今后也一定會有更多超越前人的發現與研究成果問世。

石興邦口述考古 ——鄧拓約我寫文章_西安半坡博物館志愿者隊

那年冬天,中國科學院評獎時,半坡遺址的的發掘成果得了一等獎,給發發了伍佰元獎金。別小看那點錢,當時那確實一筆巨款呢。一些工人,那時每月才三四十元工資。我沒要一分錢,一般給了北大的學生,一半給了考古隊的同志們。

一九五六年秋天,《人民日報》社的總編輯鄧拓同志從蘇聯訪問回國路過西安,特地來半坡遺址參觀。見到我時,他第一句話就說:“石興邦,你這個工作很有意義嘛。”那時,有些發掘出的房屋還是用蘆草系覆蓋著的,我一個個揭開讓他看,后來還帶著他看了些出土文物。一路他不住詢問我一個問題——半坡遺址在史籍上有無記載?我告訴他說,史籍上有關史前的東西都是神話傳說,沒有實際生活的記載。他還是不放心,讓我查查《山海經》,看看有沒有蛛絲馬跡。我當時心里很清楚,覺得那些神話文學作品,或者民間口口相傳的故事,倒是從宏觀上能提供我們聯想思考些東西。考古講究的是實地實物,神話傳說中也沒有真正能拿到桌面上的東西,根本不足采信。遺址出現后,我自己私下也查找過所能看到的一切書籍,以期找到一些相關的記載。翻了不少書,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只字記載。

鄧先生臨走時遺憾地表示說,以后若有新發現,他還想來看看。過后半個月左右,我給他寫了封信,告訴他有些墓葬有了新發現,并征求他對我工作的意見。

大約過了二十天,他回信提出要讓我將發現的新情況和意義撰寫成稿,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一下。我就寫了一篇《我們祖先在原始時代的生活場景》,約五千多字,給他寄去。我還記得是在當年十一月九號那天在《人民日報》全文刊載出來的。

文章發表后,全國有不少讀者來信,對半坡發現十分感興趣。時隔不久,我們在侯馬開會時,我與謝元璐談起文物考古界的研究工作問題,他告訴我說:“你在《人民日報》上的那篇文章,國家文物副局長王冶秋很贊賞,認為這是考古界多年來最好的一篇文章,通俗易懂,很受讀者歡迎。既有學術價值,也有政治和社會意義。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陜西省耀縣人。1923年12月17日生。1949年于南京大學邊政系畢業后,為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研究生。1950~1963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3~1976年先后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省博物館、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1976~1984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兼第一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后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現任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及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所長等職,并被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陜西省考古學會副會長。在考古方面不僅實踐經驗豐富,而且著作頗豐。其主要論著有《西安半坡——氏族部落文化聚落的發掘研究》、《半坡氏族公社》、《臨潼白家村》等專著,主編和參與編纂了《中國原始文化論集》、《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考古學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等十多部(冊)。發表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體系及有關問題》、《仰韶文化彩陶紋飾的辯證發展及其源流的考察》、《我國東方沿海和東南地區古代文化中鳥類圖像與鳥祖崇拜的有關問題》、《中國的細石器革命》等有影響的論文十多篇。現在,他的學術成就已被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世界名人錄》以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出版的《世紀學人百年影像》(社科界院士級學人影集)等典籍中。

石興邦:終年山野 稽古振今

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60周年之際,負責該遺址發掘工作的考古學家石興邦先生迎來了自己90華誕。半坡遺址出土的人面魚紋盆讓石興邦功成名就,此后,下川遺址、白家村遺址、陜西扶風法門寺塔基的清理發掘等一次次將他的事業推向輝煌。

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石興邦的辦公室,四周堆滿書籍和資料,墻上掛著用了幾十年的帆布包,桌上放著有些斑駁的搪瓷茶缸,老人坐在桌前,眉頭眼角洋溢著從容的笑意。這位從事了六十余年考古工作的學界泰斗以他一貫的平和雅正,讓每一個走近他的普通人不由自主地產生親近感。石興邦說自己至今依然是名副其實的“上班族”,每日都帶著對前賢精神的繼承、對考古事業的摯愛工作著。

吃苦耐勞 叩訪遠古

石興邦說,沒有史料,就沒有歷史,就不能理解歷史進程,光靠道聽途說、苦思冥想,甚至寄望于不期而遇是不能解決問題、做出學問的。田野考古對史料獲得具有極端重要性,同時,田野考古和研究過程又要緊密結合。

在山西下川遺址發掘的四年間,石興邦最初住在一戶老鄉的“耳房”內,第二年住在老鄉放置糧食、農具及雜物的樓上。一張簡單的床,一張桌面不平的桌子,一個腿不穩的小方凳和一盞煤油燈,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石興邦每天堅持看書學習,寫心得、寫記錄。

人們往往用“意外發現”來概括1987年法門寺地宮佛指舍利的重見天日,對石興邦來說,用“意料之中”更能代表考古工作的意義。當時,法門寺欲重建一座八角寶塔,石興邦帶隊前去發掘清理,清理中發現了唐懿宗時期的地井蓋。這一發現透露了可能有地宮存在,他們就此尋根溯源,進入地宮,找到玉石棺材,直至發現舍利。

石興邦這種尋根溯源、嚴謹縝密的科學精神與文化態度成為學界典范,他也是眾多后輩口中的“好老師”。幾十年來,石興邦堅持和提倡提高田野工作質量,把既有實踐經驗又有理論修養的考古人員安排到田野一線去,通過典型示范性質的考古工地,把培養人才和完成學術課題兩方面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爭做“社會活動家” 普及文保意識

石興邦說,考古挖掘事業如何處理與普通群眾的關系問題,看起來似乎有些“非學術”,實則是關系學者價值觀和考古文保事業能否順利發展的重要問題。

1955年秋,石興邦根據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的指示,帶隊進行半坡遺址第二階段發掘,他們采取開放的發掘方式,允許民眾參觀。在發掘進行到一半左右時,舉行開放展覽,參觀的人可以進入發掘現場。發掘工作進行了兩個月左右后,他們為已發現的文物,特別是墓葬出土文物舉辦了一個展覽。

“當時沒有展架,我們就想辦法在靠崖的墻下放了七八張桌子,把文物擺到上面;還將二人和四人合葬的墓葬用木板連同隨葬品原封不動地取下來進行陳列,由三五個同學輪班看守并負責講解。” 石興邦說。史前人類的物質創造和生活場景一一展現在人們面前,大家都為之驚嘆,再加上考古專業人員的講解,文化普及與文物保護意識的傳遞效果更是不可想象。

那場在一個月時間內吸引了約十萬名群眾參觀的開放式發掘和展覽,很快得到了群眾情意款款的回報:他們開始自覺保護文物,自愿向國家奉獻在自己家角落里擱著或在田間地頭發現的那些“古董”,而令他們感到心滿意足的唯一獎賞有時是一張照片或證書,有時就是來自考古專家和有關部門的口頭表揚。自那次展覽之后,也總有農民想方設法第一時間向他通報哪里有施工或耕種發現“寶貝”的消息。

回憶起這些點點滴滴,石興邦動容地說,考古學者決不能不分五谷、不問世事,如某些人所誤解的那樣埋頭“挖泥娃娃”,而是要成為有責任擔當意識和協調能力的“社會活動家”,唯有如此,才能取得群眾信任、獲得群眾幫助。

在近年來關于史前文化遺址保護的思考中,石興邦認真研究了浙江湖州等地的經驗后提出,如果我們將文化區中某些具有特征的遺存發掘好、研究好、利用好,向群眾展示先民的歷史文化生活,那么,古文化的魅力必將吸引更多的來客參觀訪問,使村落獲得新的活力,這將為地方發展帶來新的生機,群眾也能享受到保護歷史文化帶來的利益,更加自覺進行文物保護。

“紀念半坡遺址發現60周年暨石興邦先生90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西安召開

2013年07月03日15:5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在線  作者:郝娟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半坡博物館主辦,中國博物館協會史前遺址博物館專業委員會協辦的“紀念半坡遺址發現60周年暨石興邦先生90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6月28日在西安召開。

為期一天的活動內容豐富、高效簡約。上午的活動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陳星燦先生主持,在西安半坡博物館黨總支書記楊新弟先生代表主辦方致歡迎辭,西安市文物局副巡視員邰亞秦講話后,與會嘉賓共同見證了石興邦先生塑像揭幕儀式,并饒有興趣地參觀了同日開展的“歷程紀念半坡遺址發現60周年” 特展。

下午召開的國際研討會共收到論文及論文提要64篇。內容涉及半坡遺址發現回憶及意義評價、史前文化研究、遺址博物館研究等方面。出席研討會的有來自美國、德國、中國臺北的考古學者、考古文博機構的專家,還有全國各省、直轄市考古文博機構、高等院校的學者,史前遺址博物館專業委員會員單位的代表,以及其他各文博機構的列席代表,共計90余位。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王煒林、西安半坡博物館館長張禮智主持“紀念半坡遺址發現60周年暨石興邦先生90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石興邦先生發言時回顧了60年前半坡遺址發現及發掘過程中的有關情況,并對當下從事史前考古文化研究的年輕學者提出冀望;周國興、曾騏、鞏啟明等老專家發言時分別介紹了近年來研究的新成果;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寇岑考古研究所及藝術史系的羅泰教授發言時介紹了半坡遺址的發現、發掘對于西方新考古學的意義;浙江省文物研究所的蔣樂平研究員就跨湖橋遺址彩陶研究作了精彩發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仁湘研究員最后做研討會總結發言。

紀念半坡遺址發現60周年暨石興邦先生90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還召開了中國博物館協會史前遺址博物館專業委員會第十屆年會。

《石興邦考古論文集》是2015年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石興邦。

目錄 1基本信息

2內容簡介

3作者簡介

4目錄信息

折疊編輯本段基本信息

作 者:石興邦

出 版 社: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01月

定 價:350.00

I S B N :9787561378304

折疊編輯本段內容簡介

本書除收錄石興邦先生自選的28篇考古論文,其中27篇是公開發表的代表作,《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體系研究>導論》是"新作",完成于1998年4月,從未發表。

折疊編輯本段作者簡介

石興邦是突破性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的田野考古,頗不乏破天荒大手筆,研究探討的多為學科前沿或古而彌新的重大問題。像于右任、李儀祉、張季鸞、張奚若、楊鐘健諸位前輩一樣,石興邦是當今我們陜西人的驕傲。他少小努力壯懷激烈做著石一樣的興邦夢,他自己踩在自己的雙腳之上,一步步,從秦地黃土高原一個又窮又小的山區走向世界。他在縱橫交錯的歷史之流中乘風破浪一展身手,自我實現。他留住了幸運,今已年過九十還不知疲倦不覺老,仍在追夢,他服務桑梓貢獻良多實有深因。[1]

折疊編輯本段目錄信息

前 言

中國氏族社會考古研究的理論實踐與方法問題

中國原始社會史的研究及其史料學與方法論--為紀念尹達同志誕辰八十周年而作

中國的"細石器革命"及其有關問題

下川文化的生態特點與粟作農業的起源

中國人種與族系的形成和發展

仰韶文化的彩陶紋飾辯證的發展過程及其源流的考察

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與生態環境的考察

前仰韶文化的發現及其意義

有關馬家窯文化的一些問題

我國東方沿海和東南地區古代文化中鳥類圖像與鳥祖崇拜的有關問題

中華龍的母體和原型是"魚"--從考古資料探"中華龍"的起源和發展

關于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體系的問題

從古學文化探討我國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問題--紀念摩爾根逝世100周年

黃河上游的的父系氏族社會--齊家文化社會經濟形態的探索

試論堯、舜、禹對苗蠻的戰爭--我國國家形成過程史的考察

我國奴隸制國家形成前夕的社會經濟形態

西周文化與文明形成的考古學探討

論"炎黃文化研究"及有關問題[2]

女媧氏族探源

黃帝與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

有關東南沿海與珠江流域氏族部落文化的一些問題(摘要)

河姆渡文化--我國稻作農業的先驅和"采集農業"的拓殖者

陜西扶風法門寺真身寶塔地宮珍寶的發現及其價值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邏輯概括

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1世紀中國考古學談論之一

中國文化與文明發展和形成史的考古學探討

保"根"重"源"--現在我們應重視民族文化遺存的保護和研究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體系研究導論[3]

參考資料:

1.石興邦考古論文集

社科院吳銳:“石興邦學派”令考古界望塵莫及

按:關于中國考古學的派別問題,據筆者所知,只有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生前曾說,要創建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派。其他以人名命名的學派,尚未聽說,此乃第一次。

社科院吳銳:“石興邦學派”令考古界望塵莫及

中國社科院的科研人員又不是從全國民主選拔的,根本就不存在中國社科院的專家高于地方專家的道理。

按照我的看法,以陜西考古研究所石興邦研究員為代表的地方考古學家,才是中國考古學的泰山北斗,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望塵莫及,我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稱之為石興邦學派。

有的考古專業人員以為自己在國外進修或者留學過,自以為很懂西方理論。其實出國的渠道多種多樣,很多渠道不需要外語成績。我敢說,給許許多多出過國的人一本外文書,他們會嚇得哇哇大哭。更何況,外語好的人未必一定懂得西方理論。

翻譯大家李幼蒸前輩告訴我一個他的親身觀察:很多在國外土生土長的華裔學者,外語當然很好,但看不懂西方純理論書籍,反而要借助中文翻譯對付學業或者教學。

考古學不是中國傳統金石學的發展,而是從西方引進的,西方理論不是中國考古學者的長項,即使傳統的金石學,中國考古學者也漸行漸遠。

“曹操”墓真假硬碰硬(一)--吳銳答潘偉斌隊長“三_丑聞聯播

2010年9月12日說明:2010年8月21日,由民間組織的“三國文化全國高層論壇”在蘇州舉行,矛頭直指“曹操”墓是多方面造假的產物。“曹操”墓發掘領隊潘偉斌先生為此于2010年8月28日在《大河報》發表《三問“三國文化全國高層論壇”》,本人覺得應該由會議組織者倪方六先生作出回答。倪先生忙于接受記者采訪,沒有時間落筆,我就在2010年9月2日寫了一篇《“曹操”墓真假硬碰硬--答潘偉斌隊長“三問”》發給倪先生,他自己就是記者,找了媒體,均不能全文發表,僅此一件小事可見“打假派”在輿論陣地上的劣勢。現在通過網絡原封不動發表。

在蘇州會議之前,本人還不認識倪先生,他打電話到我單位,后來與我通電話,很坦白地說如果我不去,中國社科院就沒有代表,因為邀請了中國社科院好幾位,都說不便參加。他找到我,還是考古界的專家介紹,這大概是我批評過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緣故吧。我深感有必要對打假的草根族進行道義上的支持,而本人早在發掘“曹操”墓之前就主張遷都洛陽,一點歧視河南人的嫌疑也沒有,因此就立即趕寫會議論文《大造偽時代的造偽與辨偽--評“曹操”墓被認定》。這篇文章在蘇州會議上宣讀過,由新浪主動在網上貼出,沒幾天就被和諧掉了,網站通知:“您的文章《大造偽時代的造偽與辨偽 :評“曹操”墓被認定》中因含有不適當內容,已被設置為私密博文。”只有鳳凰網還有漏網之魚(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caocaomuzang/detail_2010_08/21/2047663_0.shtml)。這是辨偽的代價,不值得放在心上。

我感覺安陽方面使勁給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專家戴高帽,吹捧他們是“國家級專家”,這實際上是在綁架考古所。(2010年9月9日我在河南開會,看見電視上記者采訪安陽市政府領導對“曹操”墓的態度,領導說只聽“國家級專家”的。)考古所也樂于被綁架。個別考古所的專家當仁不讓,一二再再而三地教育質疑曹操墓的草根們要補足功課,不要外行,不要把考古當秀場。我聽后不覺發笑,中國社科院的科研人員又不是從全國民主選拔的,根本就不存在中國社科院的專家高于地方專家的道理。按照我的看法,以陜西考古研究所石興邦研究員為代表的地方考古學家,才是中國考古學的泰山北斗,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望塵莫及,我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稱之為石興邦學派。有的考古專業人員以為自己在國外進修或者留學過,自以為很懂西方理論。其實出國的渠道多種多樣,很多渠道不需要外語成績。我敢說,給許許多多出過國的人一本外文書,他們會嚇得哇哇大哭。更何況,外語好的人未必一定懂得西方理論。翻譯大家李幼蒸前輩告訴我一個他的親身觀察:很多在國外土生土長的華裔學者,外語當然很好,但看不懂西方純理論書籍,反而要借助中文翻譯對付學業或者教學。考古學不是中國傳統金石學的發展,而是從西方引進的,西方理論不是中國考古學者的長項,即使傳統的金石學,中國考古學者也漸行漸遠。例如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這是潘偉斌惟一看得起的所謂國家級科研機構)唐際根研究員于2010年8月28日舉辦講座,其中這樣反駁李路平等人對“曹操”墓石牌“武”字的寫法:“質疑者說‘武’的下面寫的不是‘止’,寫成了‘山’,還說魯潛墓志的字體跟曹操墓的石牌是一樣的,是同一個人造假造 的。……大家查查,曹全碑下面是‘山’字,景北海碑下面也是‘山’字,兩個東漢 的,都寫成了‘山’,所以不要信口開河指責考古學家,《隸書字典》載古碑將‘止’寫成‘山’。”其實曹全碑下面還是‘止’字,只是上有泐痕而已。潘偉斌更是駭人聽聞地將古代常見的丈量單位“步”說成古今無異的步幅,相當于現代的五尺,難道不知道《荀子•勸學》的名言:“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也不知道《孟子•梁惠王》“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著名比喻?《荀子•勸學》和《孟子•梁惠王》是歷屆中學課本必選的“文言文”。八十七年前,古史辨派論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三件事,前兩條是:一要注意前人辨偽的成績,二要敢于疑古。我除了要將“信口開河”四字璧還給“考古學家”外,還希望“考古學家”能夠重溫先哲遺言。

潘偉斌先生于2010年8月26日在《中國社會科學報》又有“九點回應”,由于這家報紙是本人所在的單位主辦的,本人感覺更有義務作答,已寫成專文,于2010年9月5日向《中國社會科學報》投稿,尚未接到是否發表的通知。

“曹操”墓真假硬碰硬(一)

--答潘偉斌隊長“三問”

吳銳

潘偉斌第一問:會議為什么在蘇州召開?

論證一個事件的真偽,不在事件發生的現場開會,不到現場進行實地考察,而是跑到千里之外的蘇州召開,其目的和用意耐人尋味,其效果如何讓人生疑。就像公安破案,不到案發現場進行考察,能真正了解到實際情況,達到破案的目的嗎?顯然他們要的不是科學論證過程,而是一個效果。那么效果何在?國家文物局不是在蘇州召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新聞發布會 嗎?他們就在這里召開否定它是曹操墓的會議,這對他們來說,是極具象征意義的。

吳銳答:沒錯,經組織會議的倪方六先生證實,國家文物局在對曹操墓一片質疑聲中,依然在蘇州召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新聞發布會,他就是要在蘇州召開否定一個否定曹操墓的會議。

至于說為什么不在安陽召開會議,首先,組織者有選擇任何地點的自由,倪方六本身就是江蘇人,在當地舉辦論壇很自然的選擇;第二,安陽方面對“曹操”墓“保護”很周到,根本不讓人參觀,請問在這樣的局面之下,有可能在安陽召開嗎?第三,是出于參加論壇學者的安全考慮,避開河南。出席蘇州會議的開封學者林奎成回到供職地開封后,立即接到來自安陽的到死亡威脅。有人要林先生到“曹操墓”前自我了斷。還有的人勸林先生辟謠。林先生很無奈,“我快成河南人民的公敵了”。現在看來,不到安陽召開會議是高瞻遠矚。更何況召開這樣的會議還需要河南有關部門批準才能召開呢。第四,也是主要的目的,在地域利益之外的第三地舉行,可以讓論壇避免干擾,減少論壇的非理性因素,得出更為公正、客觀的結論和共識。

潘偉斌問:這次會議主辦方也是耐人尋味的,由河北邯鄲古鄴文化研究會、安徽亳州三曹文化研究中心、江蘇教育電視臺、江蘇省收藏家協會等主辦,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和河南方面爭曹操墓的城市,這就凸顯了地方利益之爭,而非學術之爭。如果曹操墓出土于亳州或邯鄲,那么那些想利用曹操墓來出名,推銷自己的書的人,同樣會使出和現在相同的伎倆來對待它們。

吳銳答:據本人現場觀察和詢問,河北、安徽官方對“曹操”沒有興趣,只有河南最熱心。有一個細節,參加論壇的安徽亳州三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占峰先生,考慮到會被外界(挺曹派)誤會,甚至在蘇州論壇現場向倪方六提出,希望把他們中心這個主辦方資格取消。

雖然2009年12月28日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孫英民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曹操高陵的發掘,以保護和研究為目的,不會用于商業開發,也不會允許進行任何商業活動”。但是今年河南已經投資6000多萬元修路,已經在討論門票是定60元還是70元。我感覺河南的熱心很大程度上是自作多情。

曹操的時代,名義上還是漢朝的天下,吳、蜀兩國不過是軍閥割據。漢朝的實權在曹操,曹操等于準皇帝。他擁有分封諸侯和任免官員的特權,出入都是皇帝專有的儀仗隊。曹操屬于全國。就拿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來說,屬于中央駐京機構,雖然地址是在北京,但與北京市沒有隸屬關系,也沒有業務往來,不存在與北京市榮辱與共的關系。曹操墓即使在河南的地皮上,不等于曹操屬于河南。

倪方六先生是研究中國盜墓史和考古史的,在之前寫過一本書叫《三國大墓》,是質疑曹操墓的第一本書。此書本來就很暢銷,六月份在北京新華書店的排行榜上一度超過了馬未都的書,排名第一。

他在論壇上根本不提這本書,連我都不知道,我也是剛聽說此書的。一個參會學者張國安,在論壇接受媒體采訪時,出示他的書,都讓倪先生“收繳”了。,目的就是為了避免讓外界說閑話。近期從網上看到倪先生炒作此書了嗎?

在開蘇州會之前,我還不認識倪先生。我愿意為他說句公道話,據我了解,就算作倪先生炒作此書,他的版稅是約定好的,書賣得再多,他也拿不到多少錢,自然談不到為了賣書。倒是潘偉斌、唐際根等人,在考古報告都沒有出來的情況下,又是要開展館賣門票,又早早弄出了一本書叫《曹操墓真相》的書。此書2010年5月初印1萬冊,現在加印了一萬冊,是這樣署名的:

學術顧問:劉慶柱

顧問:孫英民、孫新民

編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總撰稿:唐際根

參與撰稿:張志清、潘偉斌

可見該書就是劉慶柱、孫英民、孫新民、唐際根、張志清、潘偉斌等人策劃出來的,利益均沾,利益最大化,他們才是想炒作。試想,連曹操墓本身的真假都確定不了,何來真相?!

另外,潘偉斌動不動就用“伎兩”罵人,奉勸他今后提高教養,不再使用“相同的伎倆”。

潘偉斌第二問 什么人出席了“高層論壇”?

潘偉斌:這個會議能稱為“三國文化全國高層論壇”嗎?看一下被邀請參加會議人的身份,大家就會 清楚了。

李路平:江蘇省書畫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美國普林頓大學客座教授、南京博物院特聘書畫 家、金石學研究學者。

林奎成:歷史學者,河南開封市文聯書畫委員會主任。

周孝正: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國家資源報告撰寫者,教授、著名社會學 家,央視特約評論員。

袁濟喜: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

黃震云:中國政法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魏晉文學研究專家。

胡覺照:中共西安市委黨校歷史系教授。

吳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陳立柱: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翁飛:安徽省文史館館員、安徽省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高杰: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亳州市篆刻學會副秘書長。

馬鳴亞: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亳州晚報》厚重亳州版主編。

李剛: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亳州市文物處博物館科科長。

王占峰: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亳州市文化旅游局、廣播電影電視局、新聞出版局副局長。

張國安:北京師范大學魏晉史博士,撰寫有《顛覆曹操墓》。

李惠明:安徽省文史館館員、安徽電視臺原副臺長、高級編輯。

李燦:安徽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原亳州市博物館館長、原安徽省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考古學會會員、安徽省考古學會理事、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修復鑒定專項基金委員會專家組委員。

劉心長:邯鄲市政協常委、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邯鄲市歷史學會會長。

鄧中堂:中國古都學會常務理事、古鄴文化研究會會長。

倪方六:公開身份是中國盜墓史研究學者、資深記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兼職教授、《三國大墓》作者。其真實身份是一個自由撰稿人。

閆沛東:聯合國世界新經濟(中國)研究會秘書長、《中國文化發展內參》執行總編、中國三國文化研究中心顧問。

在這些人中,真正搞曹操三國歷史研究的只有劉心長和李燦兩人,但是都因故沒有到場。另 外,學術顧問梁白泉也未到場,閆沛東未到場但提交了論文。

吳銳答:笑話,撰有《顛覆曹操墓》的張國安算不算“真正搞曹操三國歷史研究的”?一直在研究包括魏晉帝王內在的盜墓史、已有多本這方面著作的倪方六,算不算?其他人還多得很。

本人為蘇州會議提交的論文《大造偽時代的造偽與辨偽評“曹操”墓被認定》斗膽指出:“考古界抱殘守缺比歷史學界更甚,他們死不明白,他們挖的只是材料,不是歷史,在材料和歷史之間需要很復雜的論證。”你潘偉斌自稱“搶救發掘”的西高穴墓只是一堆材料,你得出是曹操的墓是一項歷史探索。倪方六根據同樣的材料,得出這不是曹操墓的結論,同樣是一項歷史探索。進行這樣的探索,根本不需要考古學家或者三國史專家的資格。

此外,三國文化向乒乓球一樣普及,具備火眼金睛的網友太多,有些票友未必輸于專家。潘偉斌及其戰友動不動用頂尖專家(最低也是省級專家)恐嚇別人,千方百計想讓老百姓封口,這到底安的什么心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至于倪方六到底是不是潘偉斌所謂的“一個自由撰稿人”,他是新聞記者出身,新聞同行最清楚。據我了解,倪先生除了做記者外,還兼職教授,進行學術研究。

其實,參加論壇學者的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的,重要是他的觀點,他的研究。比如,目前對閆沛東的身份真假問題,媒體議論太多。我的觀點是,閆的身份是否有問題,動機是什么,對他揭露曹操墓造假真相并無影響,即便他的身份全是假的,是騙子,只要他的調查、他提供的證據沒有問題,我們就應該支持他,為他的學術打假鼓掌!

潘偉斌第三問 “高層論壇”缺失了什么?

考古學家沒有,秦漢史專家和魏晉史專家等歷史學家沒有。他們的缺失意味著什么?既然是高層論壇,為什么不邀請這些人員參加,還是他們不愿意參加?論證一個考古項目沒有一個考古專家到場,討論一個考古問題,沒有一個考古學家到會,這能稱其為專業性、學術性論壇嗎?如此的會議能稱得上高層論壇嗎?

吳銳答:怎么沒有考古學家參加?主持曹操家族墓發掘的李燦先生不是么?只不過他因年齡沒有到場。可以透露一下,到蘇州論壇現場的李剛先生,就是李燦之子,他也是從事考古和文博研究的。

潘偉斌為了定死曹操墓,不惜請秦漢史研究會和魏晉南北朝史學會來站臺,請問他們中有一位是考古學家嗎?

這次蘇州論壇有各行各業的專家,包括秦漢史專家和魏晉史專家,成為高層論壇是名副其實的,召開這樣的論壇也無需部門和個人批準。另外,論壇將曹操墓質疑上升到打假的高度,這正是高層論壇“高”之所在。

事實上,潘所謂的一線考古人士沒有參加,可能是說社科院考古所的專家沒有參加。據倪方六介紹,論壇不是未邀請一線考古人士,也不是他們不想參加,或是不敢參加,而是表示“不方便參加”。如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一位專家時,他說支持論壇的召開,但參加就免了,因為前任所長劉慶柱、現任所長王巍都是“挺曹派”,公開出現在論壇同事關系不好處理。這次論壇的順利召開,正是得到中國多位一線考古專家的支持,至于名字因尊重人家的意愿,就不透露了。

潘偉斌問:這仿佛讓人看到了一個奇怪現象,就是當對一個手術方案進行論證時,沒有醫生和醫學專家參加,而是由一批搞生物研究的、化學研究的或者其他門類的專家進行評判,甚至連算卦的也來指手畫腳,而隨便推翻了醫生和醫學專家們的研究結論,這是正常的 嗎?如果他們幾個人所主辦的論壇也稱其為高層論壇,也能將全國權威考古專家得出的結論隨便推翻,那么,以后不管是什么人,隨便都可以開個什么會,對其他行外的某個項目做出評判,都稱為某某高層論壇,學術界將不成為學術界了。這樣各個部門,各個行業都沒有了權威,都沒有了規矩,中國的學術界就更有好看的了。

吳銳答:潘偉斌一二再再二三第糾纏打擊者的資格,網友痛斥為狗眼看人低,我認為潘偉斌的心理太陰暗了。2006年中國科技界的“漢芯造假”事件,倪方六便進行調查,并在他所供職的《鳳凰周刊》上揭露了此事。如果按潘偉斌的邏輯,倪方六就沒有資格揭發“漢芯”造假,因為他不是計算機專家啊。潘偉斌認為他最看不起的“他們幾個人所主辦的論壇”不能叫高層論壇,如果是他看得起的“全國權威考古專家”舉辦論壇,那一定是高層論壇了。潘偉斌所仰仗的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慶柱、唐際根幾個人而已,我們如果直接去問劉慶柱、唐際根等人,他們未必敢以“全國權威考古專家”自居,更何況全國的權威考古專家多著呢?徐蘋芳先生算不算“全國權威專家”?他已經斷然否定了曹操墓,他同樣來自潘偉斌最看得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而且長期擔任所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考古界最高組織是中國考古學會,目前中國考古學會的理事長、副理事長都沒有附和曹操墓。

發掘到的考古材料具有偶然性,掛一漏萬,不能代表當時的全貌。考古材料存留到現在有隨機性質,對考古材料管中窺豹需要很高的理論素養和藝術等全面的修養,不可能由考古學家包辦,例如“曹操”墓出土有文字資料,這正是考古學家的軟肋。醫生會診還要請影像學、生物學方面的專家,考古學更是如此。就我個人來說,認為根據“魏武王”三字不合禮制就足以否定西高穴墓是曹操墓,這是歷史學的本能反應,但不排斥結合其他學科研究。2010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記者楊雪梅《曹操墓真假之辨引公眾熱議 考古不再"純學術"?》,對我的觀點有這樣的報道:“對于曹操墓的斷定,不能僅僅用考古學的知識,應該接納史學、地理學的專家共同進行研究,很顯然,僅僅用考古學的知識是回答不了公眾的諸多質疑的。”潘偉斌危言聳聽地說:“這樣各個部門,各個行業都沒有了權威,都沒有了規矩,中國的學術界就更有好看的了。”如果權威連老百姓的質疑都害怕,在這樣的規矩之下,可能真如潘偉斌所說“中國的學術界就更有好看的了。”

蘇州論壇邀請考古、史學、民俗、金石等各領域的學者參加,正是為了防止學術上的偏見,綜合考慮,從各個領域論證來“安陽曹操墓”的問題。

本人為蘇州會議提交的論文《大造偽時代的造偽與辨偽--評“曹操”墓被認定》,第三部分的標題就是“對學術質疑不需要專業資格,專業考古人員的中學西學素養也需要質疑”,考古人員沒有任何驕矜的資本。

潘偉斌問:不容別人講話、提出不同意見也是這次會議的一大特點。據了解,前來參加這次會議的能夠堅持聽到最后的媒體記者總計才有四個,其中南方都市報的一位女記者向他們發問:這次研討會上,有的專家說河南方面造假,長則三年,短則三天,也有專家說, 是一場長達10多年的蓄謀,我想知道這個結論算不算專家組集體結論,為何時間上相差這么大?另外,本次會議專家組的觀點跟河南方面有過溝通沒有?結果引起 了三個“專家”的攻擊,其中一人更是站起來指著那位女記者毫無禮貌地說:“你這個女的……”這是一個學者的風度嗎?是探討問題的態度嗎?

吳銳:蘇州的論壇是學術性論壇,媒體參不參加、能堅持多久,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曹操墓”至今連簡報都沒有發表,也沒有發表任何研究論文,卻動員一切力量公關,因此才引起幾十家媒體到蘇州。有的媒體并未在通知之列,聽說后是主動趕到蘇州的。本人作為會場主持人之一,目睹了記者席上座無虛席,濟濟一堂,因為下午有的不少媒體要趕回去發稿子,所以提前離開,據會務組登記統計,參加蘇州論壇的媒體共有37家,根本不是潘偉斌希望的四家。報道蘇州論壇召開消息的,包括央視、新華社、新加坡聯合早報、香港南華早報、大公報在內的海內外大小媒體,已超過300家。

對河南方面造假時間長短的估計,專家各有不同估計,論壇不需要統一的結論。至于三個被潘偉斌打引號的“專家”言語攻擊女記者,請潘偉斌提供證據,如果放到網上,一定轟動全國。

潘偉斌問:其實,只要媒體和受眾了解他們都是搞什么的,其專業領域是什么,是不是專家,是哪方面 的專家,有沒有這方面的鑒別能力,就不會被他們忽悠。相信大家只要了解了真相,就不去關注他們,他們也就失去了市場。

吳銳答:潘偉斌特別關心他的“市場”被擠占,好像已經變成了祥林嫂,不停地嘮叨:“我們是考古專家,他們都是雜牌,大家千萬別上當呀。”但是潘偉斌現在遇到的真正敵人是網絡,再要復辟“學在官府”已不可能,竹帛下私人、學術下民間是大勢所趨。潘偉斌們的“市場”注定要被擠占,那是毫無辦法的。曹操墓大辨偽是草根古典學興起的重要標志,必有其歷史地位。

2010年9月2日

(作者吳銳, “400專家訴超星”召集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石興邦:不發掘不等于就是保護

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 陜西省考古學會會長

反對發掘帝王陵的聲音很多,其中純粹因為技術關系提出反對意見的還是比較正面的看法,其余的反對意見原因就比較復雜了。關于帝王陵,政府部門從來沒說不讓發掘,只不過是要看發掘的條件和必要,還要看審查手續。總而言之,帝王陵發掘與否最終取決于政府的態度。我來說說怎么挖

這些年來我們在發掘乾陵方面做了大量前期準備工作,修建陜西歷史博物館、成立全國第一個唐帝王陵研究室、同德國著名博物館合作建立中德文物保護修復實驗室。

這些準備工作現在還在繼續。現在我們已完全具備保護珍貴文物的條件。在發掘過程中我們可創造一個跟陵墓內部條件接近的小環境,科學地控制溫度、濕度和氣壓,防止自然和人為因素的干擾。專家們已經做過試驗,效果很理想。

大量歷史文獻和實地勘測表明,乾陵從未被盜過,保存完好。乾陵里面的寶物、貢品、名家書畫作品和書籍文獻資料很多,是一個龐大的寶庫,乾陵的發掘可以為研究唐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民族關系、工藝和科技水平等提供重要的實物資料,從而說明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不發掘不等于就是保護。發掘法門寺地宮時,當時出土的部分紙質和絲綢文物已經完全損壞,其他部分文物也處于半腐朽狀態。這說明在陵墓里放得時間越長,文物損壞程度和數量就越多。文物保存在地宮里同樣會損壞,只不過損壞速度要慢些。要等保護技術更好了再去發掘,文物損壞程度也會更多。我來說說怎么挖

因此,乾陵如果能夠早日發掘,也許能更好地保護珍貴文物。現在就是發掘乾陵的最好時機。

石興邦與仰韶文化——西安半坡仰韶遺址發掘的學術意義--《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祝賀石興邦先生考古半世紀暨八秩華誕文集》2004年

《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祝賀石興邦先生考古半世紀暨八秩華誕文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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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興邦與仰韶文化——西安半坡仰韶遺址發掘的學術意義

胡謙盈

【摘要】:正 一80歲高齡的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是新中國考古學最主要的奠基人——考古學巨星夏鼐先生的大弟子。夏鼐先生在浙江大學任教時,他是夏先生的研究生;195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夏鼐先生從浙江大學調往北京任該所副所長,他隨之到所工作。最初他跟隨夏鼐先生到各地做田野考古工作,1954年起任發掘隊隊長,先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分類號】:K871

【正文快照】:

80歲高齡的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是新中國考古學最主要的奠基人—考古學巨星夏鼎先生的大弟子。夏鼎先生在浙江大學任教時,他是夏先生的研究生;195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夏鼎先生從浙江大學調往北京任該所副所長,他隨之到所工作。最初他

石興邦題寫“中華第一飛龍” 銘刻仰韶文化“鳥龍”盆發現

鄭州市華夏文化藝術博物館鎮館之寶-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鳥首蛇身鳥龍盆(高22口徑32厘米)

2011年11月5-8日,在澠池縣召開的“仰韶文化發現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半坡遺址發掘主持人,《西安半坡》考古發掘報告主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今年88歲高齡的我國文物考古與博物館事業的泰斗級人物石興邦石老先生,于7日晚8點多在其房間(中州國際8012)看到這件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鳥龍”紋彩陶盆后,興奮異常,高興地說:龍的起源問題,和文明的起源問題,是關系非常密切的一個大問題。關中、豫西、晉南地區,是華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區。在這個地區出現龍,意義是非常巨大的。我們是炎黃子孫,我們是龍的傳人。這可絕對不是空穴來風的臆說。我們是有考古學證據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在寶雞北首嶺仰韶文化遺址發現了魚頭蛇身的“魚龍”。半坡氏族是以魚為圖騰的,出現“魚龍”,與其他魚紋圖案互證,合情合理。當時我就講廟底溝類型應該有“鳥龍”存在。但苦苦等了50多年,才讓我們看到了她。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廟底溝類型“鳥龍”的出現,真是太幸運了啊!

看石老如此高興,我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石老滿口答應并當場命筆,在印有這幾幅圖片的彩頁上為我們寫下了“仰韶彩陶第一飛龍,萬分寶貴,對文明起源研究具有極高價值,堪稱國寶,極宜珍視”的文字。

第二天,石老意猶未盡,又揮毫為我們留下了“中華第一飛龍”的墨寶。

后來幾次通電話,石老都叮嚀再三,要我們一定要為中華民族保管好這件價值無法估量的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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