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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端琚

人物簡歷

1932年出生于福建閩清縣,1955年畢業于廈門大學歷史系,同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原始社會考古研究室主任、考古所高級專業職稱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甘青考古隊隊長。國務院有突出貢獻的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主要從事史前時期考古研究,曾主持劉家峽水庫區考古調查工作與甘肅秦魏家、姬家川、張家嘴、師趙村和青海柳灣等大遺址(墓葬)的發掘。

折疊編輯本段主研成果

有《青海柳灣》(主編),《師趙村與西山坪》(主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合著)等,其中《青海柳灣》、《師趙村與西山坪》曾獲得社科院優秀科研成果獎,《六頂山與渤海鎮》曾獲得第二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

謝端琚的福建口音已經很少,這是他長期在西部工作的結果。他告訴我,不僅在口音上有了很大改變,就是在生活習慣上,他已經完全"西部化"了:他吃面粉、粗糧的比例與吃大米差不多。

謝端琚介紹,雖然自己現在已經退休,但他仍在做一些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他還承擔著《大辭海》考古卷詞條的撰稿工作,預計今年年底完成初稿。回顧過去,在他從事考古工作的50年里,足跡踏遍了20多個盛市、自治區,但是,他始終把重點放在甘青地區。原始社會的考古最重要的意義是用實物資料來復原原始社會史,填補文獻的空白和不足。以此而論,謝端琚是在一張白紙上畫圖。由此,人們可以想見祖輩們茹毛飲血的生活和社會風俗。

歷史的探索最終是在為"我們從哪里來"尋找一個可以確信的答案。有了這個答案,我們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在時間和空間中的位置,了解中華文明經由怎樣的傳承而綿延至今,并為"我們將到哪里去"確定方向。

50年從事同一種工作可以把一個人鍛造成行業內的專家,也能讓一個人磨滅對這項事業的熱愛。但是,謝端琚對考古的熱愛至今沒有絲毫衰減,他的內心充滿了自我實現后的極大充實與滿足---這項工作雖然艱辛,但正如他起初想像的那樣,他既有了科學研究成果,也了解了各地的風土人情。

大學時期,抄講義掙生活費

1951年考大學的時候是統一招生,我的第一志愿報考了福建師范學院數學系。

其實我的數學并不好,報考這所學校的原因是,當時上師范不僅不用交錢,而且還有生活補助。第二志愿我填寫了福州大學歷史系。結果第一志愿沒有被錄取,我就入了福州大學歷史系。當時福州大學沒有教室,就向一所中學借了幾間。我所在的年級有14個人,只有一個女生。同學之間年齡差距很大,有的人已經工作了好幾年。

最小的十七八歲,最大的有三十一二歲。因為高年級的人數太少,也和我們合并在一起上課。

由于家里困難,學校就安排我抄講義,就是用鋼筆把講義寫在蠟紙上,然后印出來。憑著這一筆報酬加上補助,我上大學沒有花家里的一分錢。1953年院系調整,福州大學歷史系和廈門大學歷史系合并,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去廈門大學或留在福州大學。我覺得廈門大學名氣更大一些,就去了廈門大學。

我們學校有一個老師叫林惠祥,他是著名人類學家,跑遍了東南亞并出過很多書。他在歷史系開有人類學、考古學課程,受其影響,我對考古產生了濃厚興趣,覺得這個工作可以走很多地方,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既能做調查研究,又能開闊眼界。因此,我就想搞考古。因為復原歷史包括兩個角度,一方面是文獻,另一方面是實物。我當時覺得,做考古從實物來復原歷史更實在一些。

食物短缺,吃紅棗吃到拉肚子

1955年畢業的時候,也是天遂人愿,我和其他四名同學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因為我不是考古專業的,1956年所里讓我去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班旁聽了半年。1957年,我參加了三門峽水庫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首次參與發掘的是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當時的隊長是安志敏。這里主要是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發掘出來的文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除了我們一批大學畢業生之外,所里還招了一批中學畢業生,幾十人都集中在這里,一邊發掘一邊進行培訓。

1958年,為了配合劉家峽水庫的建設,我擔任了甘肅考古隊隊長來到了甘肅。

我們在庫區里主要發掘了永靖張家咀、秦魏家、大何莊、姬家川等遺址。其中,張家咀和姬家川屬于辛店文化,這兩個類型都屬于新發現。挖張家咀遺址的時候是10月,黃河有一個支流叫大夏河,水流得很急。由于這條河沒有橋,我們每天都要坐著羊皮筏子往返過河。每一次,大家都提心吊膽,死死抓住羊皮筏子上的木頭,生怕一不小心掉了下去。這樣長期下去也不是辦法,我們后來就在發掘遺址的附近租了農民的房子住在那里。

當時正是最困難的時期,食物非常短缺,我們就在當地想辦法。吃的東西主要是麩子面、玉米面、土豆和圓白菜做的咸菜。當地人把麩子面做成了扁圓形的疙瘩,放在水里煮,然后加上玉米面。我們每個人一餐能吃上五六個,肚子處于半饑餓狀態。實在沒有菜了,我們就在當地挖牲畜飼料苜蓿吃。在發掘永靖縣馬家灣遺址的時候,當地的紅棗熟了。我們開始吃得很多,結果大家都吃得拉肚子。老鄉就提醒我們,可以把紅棗煮熟了再吃。這樣,我們在吃麩子疙瘩玉米面的同時,把煮紅棗作為補充食物。

合葬墓引出與郭沫若的爭論

1959到1960年,我們在秦魏家遺址做了兩次發掘,在第二次發掘的時候,我們發掘出了5座合葬墓。每墓骨架兩具,一具仰身直肢葬為男性,另一具側身屈肢葬為女性,從這種葬式看,顯然是夫妻合葬。我認為,這反映了當時的婚姻形態已經由對偶婚過渡到一夫一妻制,而女子屈肢依附于男子的身旁,也顯示了當時的婦女在社會上已經降居于從屬地位。并且這些墓葬的死者都是一次埋葬的,男女不可能同時死去,這很可能是男子為主體,而把女子作為殉葬者。

當時的院長郭沫若看到我在《考古》1964年第6期發表的發掘簡報后,發表文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女子很可能是自愿殉死的,因為女子屈肢依附著男子的左肩,表示著依依不舍的情態。這個爭論在考古界引起了轟動,但至今仍沒有定論。

發掘柳灣墓地,國內外矚目

1975年我到了青海樂都柳灣墓地。之前,一個當地人發現了一個彩陶壺,上面有陰陽人圖像。青海省文物處負責人趙生琛見到后,拿到考古所來。我見到后立即覺得它不同尋常,趙生琛也邀請我們一起發掘。當時,我們就決定合作,我擔任了考古所一方的隊長。

八九月份的時候,我們三個人到了發掘地點,雇了幾十個民工開始發掘。這里的每個墓都有殉葬品,以彩陶為主。這些新石器時代的文物,最早的距今有4600多年的歷史。此外,還有晚一點的青銅時代的一些物品,總共挖了1700多座墓,出土各種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等文化遺物共三萬多件。

柳灣墓地是我國迄今為止規模最大、保存較好的一處原始社會墓地。墓地包括文化類型之多,墓葬之密集,文物之豐富,為國內外考古界所矚目。柳灣墓地的墓葬為豎穴土坑墓,多有木棺,木棺有各種形狀,有大頭小尾的梯形棺,有長方形木盆式棺,有獨木棺。葬法有單身葬、合葬,并有隨葬品。它的發現對研究我國私有制產生等問題,提供了一批實物例證。這個遺址還充實了青海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歷史,所以,當地政府也樂于支持我們的工作。考古報告出來后,獲得了中國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

向老鄉收集文物,"討價還價"

隨后我回到了甘肅,在天水師趙村、西山坪開始發掘。在這里,我擔任了甘青考古隊隊長,從1981年一直挖到了1990年。師趙村離天水市有七公里,發掘期間,我們曾向老鄉收集文物,老百姓最初都會給我們,不提任何要求。慢慢的,老鄉開始認識到這些文物的價值了。有些人家里有東西,生怕讓我們知道。一次,有一個老鄉問我,如果他把采集到的東西送給我們,我們能不能付給他一些報酬。我就說得看是什么東西。隨后,他從家里拿出了一個人像彩陶罐,我們看了以后,覺得很珍貴,這個人像彩陶罐既有研究價值,又代表了當時制陶的工藝水平,就動員他給我們,并提出讓他到發掘隊做臨時工,給他多記了幾個工算是報酬。

他很愉快地答應了。

西山坪從1986年秋開始發掘,到1990年春結束。

發掘面積1525平方米,清理房子三座,窖穴22個,墓葬4座,秦漢墓4座。其中,最早的大地灣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

因為發掘受氣候的影響比較大,每年冬天,我們就借天水博物館的一間大殿整理文物。整理出來的文物留下了一部分,其余的都運到了我們考古所在陜西的研究室。師趙村與西山坪遺址是20世紀80年代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成果的兩個地點,它們是渭河上游保存較好、發掘規模較大的史前時期聚落遺址。這兩處遺址文化層厚,遺跡多,遺物豐富,文化內涵復雜多樣。兩個地點發現這么多成系列的古文化遺存和歷史時期的墓葬,這在西北地區考古發掘中尚屬首次。

同時首次在一個遺址發現了大地灣一期文化到齊家文化連續不斷的各時期的地層迭壓關系,從而揭示了渭河上游史前文化從早到晚成系列的完整的文化發展序列。

我的學術生涯主要是從事田野考古,以原始社會考古學為研究方向,河南、甘肅、青海、黑龍江、云南、香港等10多個省、區,都留下了我的足跡。我的工作經歷是:

  1956年秋季~1957年春季參加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發掘,兼任輔導員工作。

  1958年起任甘肅考古隊隊長,主持劉家峽水庫區永靖張家咀辛店文化遺址發掘。1959年率隊赴鹽鍋峽、八盤峽水庫區進行考古調查。同年發掘永靖秦魏家與大何莊齊家文化遺址。1960年先后主持發掘永靖縣姬家川辛店文化遺址與馬家灣馬家窯文化遺址,后者首次揭露出馬廠類型房址。

  1963年~1964年參加吉林敦化縣六項山渤海國貴族墓地和黑龍江寧安縣渤海國都城上京龍泉府遺址的調查發掘。

  1972年11月~1873年1月,協助云南省博物館舉辦文物考古訓練班,并參加元謀大墩子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1973年6月~10月,與黑龍江省博物館合組黑龍江流域考古隊,參加發掘綏濱同仁遺址。

  1974年~1993年任甘青考古隊隊長。1974年~1980年,與青海省文物管理處合作,共同主持樂都柳灣遺址發掘。該遺址是我國已知出土彩陶最多的一處史前文化遺址。

  1981年~1990年主持發掘甘肅天水師趙村和西山坪兩處史前遺址,文化內涵包括大地灣一期文化、師趙村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等多種遺存。

  1991年~1993年發掘甘肅武山縣傅家門新石器時代遺址,它是以石嶺下類型為主要文化內涵的遺存。

  1991年夏,應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邀請,鑒定該館收藏的彩陶。

  1993年12月應邀前往日本進行學術訪問,并在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舉辦的學術報告會、駒澤大學史學會和日本中國考古學會聯合舉辦的學術報告會上作題為《馬家窯文化彩陶》的演講。

  1996年3~5月參加與香港中文大學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合作對香港南丫島大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2001年8月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邀請,赴臺參加該院舉辦的“黃河流域史前玉器學術研討會”,在會上作題為《黃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的演講。

  大約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為我所考古編輯部審稿。

  我在考古研究中取得的學術成果主要有:

  1.《廟底溝與三里橋》(合著),科學出版社,1959年。該報告最早指出仰韶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類型,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存在承襲關系。此書于2011年出版英文版,張光直作序,稱:該報告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英文版無疑將有助于把它置于世界考古經典之列。

  2.《青海柳灣》(主編),文物出版社,1984年;

  3.《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合著),文物出版社,1984年;

  4.《青海古代文化》(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5.《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合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

  6.《西北五省(區)考古學文獻目錄》(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7.《辭海》(1989年增補本)(合撰),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年;

  8.《辭海》(1999年版)(合撰),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

  9.《辭海》(第六版,彩圖本)(合撰),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

  10.《大辭海•文物與考古學分冊》(合撰),上海辭書出版社,考古學辭條已基本成稿;

  11.《陶瓷史話》(合著)(《中華文明史話》叢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陶瓷史話》(《中國史話》叢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再版;

  12.《師趙村與西山坪》(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

  13.《六頂山與渤海鎮》(合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

  14.《甘青地區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文物出版社2006年再版;

  15.《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16.《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17.《甘肅永靖秦魏家齊家文化墓地》,《考古學報》,1975年2期;

  18.《齊家文化是馬家窯文化的繼續和發展》,《考古》1976年6期;

  19.《試論齊家文化與陜西龍山文化的關系》,《文物》1979年10期;

  20.《試論齊家文化》,《考古與文物》1981年3期;、

  21.《論石嶺下類型的文化性質》,《文物》1981年4期;

  22.《甘肅永靖張家咀與姬家川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80年2期;

  23.《甘肅永靖蓮花臺辛店文化遺址》,《考古》1980年4期;

  24.《甘肅天水地區考古調查紀要》,《考古》1983年12期;

  25.《試論我國早期土洞墓》,《考古》1987年第12期;

  26.《略論辛店文化》,《文物資料叢刊》第9輯;

  27.《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國考古學年鑒》(三篇),1986、1988、1990年;

  28.《略論齊家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2期;

  29.《論中國黃河流域古代彩陶藝術》,《故宮文物月刊》第十六卷笫七期(總187),臺北,國立故宮博物,1998年;

  30.《論中國史前卜骨》,《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館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文集》,三秦出版社,1998年;

  31.《黃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19卷第2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2001年;

  32.《從考古窺探伏羲時代的歷史背景》,《伏羲文化論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

  33.《師趙村一期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王仲殊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5年;

  34.《寧夏史前考古概論》,《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慶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華誕學術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35.《黃河上游史前陶器符號與圖像研究》(合著),《考古學集刊》第16集,2006年;

  1992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學術成果所獲獎項有:

  1.《青海柳灣》獲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二等獎,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1977~1991年優秀科研成果獎。

  2.《新中國的考古新發現和研究》獲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一等獎,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1977~1991年優秀科研成果獎。

  3.《師趙村與西山坪》獲2001年度考古研究所專刋類優秀科研成果獎,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

  4.《六頂山與渤海鎮》獲1999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2002年獲第二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三等獎

  5.《從考古窺探伏羲時代的歷史背景》,2003年被評為第一屆中華伏羲文化研討會優秀論文。

  6.《中國考古學•夏商卷》,2007年獲第三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一等獎。

  7.《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2012年獲第四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三等獎。

  我在治學上主要定位在甘青地區考古學研究,這是因為認識到甘青地區是中華文明重要發源地之一,地上地下都積聚了極為豐富的古文化遺存,可以說是考古的圣地。在該地區從事田野考古研究數十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自認為具有創新點的有:

  1.首次提出師趙村一期文化的命名,因其在甘肅天水師趙村遺址首先發現而得名。在師趙村遺址仰韶文化層疊壓于師趙村一期文化之上,而位于附近的西山坪遺址亦發現師趙村一期文化在上、大地灣一期文化在下的層位迭壓關系,這從地層上解決了三者的相對年代,即師趙村一期文化晚于大地灣一期文化,卻早于仰韶文化,從而填補了該地區史前文化發展序列中的缺環。

  2.通過分析研究,對馬家窯文化的內涵、分期與類型的劃分有了新認識,并將從仰韶文化發展至馬家窯文化之間具有過渡特點的文化遺存,命名為“石嶺下類型”。1960年發掘永靖馬家灣遺址,發現馬廠類型房址,糾正了馬廠型無住地只有葬地的錯誤。

  3.對齊家文化進行分期與區系類型的研究。齊家文化在甘青地區的分布較廣,文化內涵豐富多樣,我將其分為東、中、西三區。東區以師趙村類型和七里墩類型為代表,中區以秦魏家類型為代表,西區以柳灣類型和皇娘娘臺類型為代表。在秦魏家遺址的墓葬中,出土一男一女夫妻合葬墓,證明齊家文化的社會發展階段是處于父系氏族社會,同時揭示了當時存在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態。

  4.首次提出辛店文化張家咀類型與姬家川類型的命名。1958年發掘永靖張家咀遺址,發現與已知的辛店文化內涵不同的文化遺存,命名為辛店文化“張家咀類型”,同時究明了它與唐汪式陶器的關系。1960年發掘永靖姬家川遺址,豐富了原辛店文化的內涵,由于它與張家咀類型存在差異,為了便于研究,命名其為辛店文化“姬家川類型”。

  5.通過對甘青地區史前時代文化遺址的發掘和綜合研究,初步理清了該地區較為完整而系統的史前文化的發展序列和編年。

  從發現的考古資料及研究成果表明,甘青地區古文化遺存普遍存在馬家窯、齊家、辛店、寺洼文化等遺存,有很明顯的共性,構成了古文化的地區特點。但亦不可忽略的是,東部和西部的史前考古學文化在文化類型和發展序列上也略有不同,最明顯的差異表現在東部地區不見四壩、卡約、諾木洪、沙井等文化遺存,而西部地區則不見大地灣一期、師趙村一期、仰韶早期文化等文化遺存。

  東部地區的史前文化發展序列可以天水師趙村、西山坪和秦安大地灣遺址為代表,據文化層關系和具有代表性的陶器等遺物分析,參以碳14測年數據,可以排出該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序列和編年。即:大地灣一期文化(公元前6200~前5400年)→師趙村一期文化(公元前5300~前4900年)→仰韶早期文化(公元前4800~前3800年)→仰韶中期文化(公元前3900~前3500年)→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公元前3800~前3200年)→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公元前3400~前2700年)→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公元前2500~前2300年)→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公元前2300~前2000年)→齊家文化(公元前2100~前1900年)→辛店文化(公元前1400~前700年)→寺洼文化(公元前1400~前600年)。

  西部地區的史前文化較少發現涵蓋多種文化遺存有發展序列的典型遺址,但綜合已知的發掘資料和研究成果,仍然可以排列出西部地區史前文化發展序列和編年。即: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齊家文化→四壩文化(公元前1900~前1400年)→卡約文化(公元前1600~前600年)→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諾木洪文化(公元前1400~前700年)→沙井文化(公元前900~前600年)。

  誠然,以上所列的甘青地區史前文化的考古學譜系仍有待更多的考古新發現來完善和充實。

  我從事考古工作幾十年,領悟到考古工作必須要立足于實踐,多參加田野考古工作,要不畏艱苦,并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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