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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嘯:臨洮你好

師 嘯:臨洮你好

作者:師 嘯  來源:一點定西網  發布時間:2015-02-14 08:53:30

我曾用“三個一”向外地人介紹臨洮:一條河——洮河;一個罐——馬家窯陶罐;一個人——美女貂蟬。

其實,在隨意的介紹之后,我的情緒變得凝重起來。我并非臨洮人,生我養我的故鄉雖不曾有半點的淡忘或遠離,卻在日漸漫長的勞頓中與曾經工作的地方的交密慢慢地深厚了起來。如今,回眸和審視我工作過的臨洮小城,想起在無數個忙碌之后的黃昏走向城市的山頭,或在無數個喧囂過后的夜晚守望星空的情景,感覺卻如深秋帶著野屲的清香山風,裹卷著我興奮的神經,揚起了思辨,讓我飛翔……我確實有許多時日不曾有過這樣的思考了,即便先前在走過許多古城、沙漠、小鎮的時候,將目光掃視了它們的前世今生,但那仍然是漂浮在古鎮上空的煙雨,除了內心情感的寄托之外,少了厚重,少了審辯。對臨洮卻不,在又一個秋日的黃昏漫步洮河岸邊的時候,我的思絮飄得很遠、很遠,我的目光看得很近、很近……

五千年了

歷史和未來一樣深不可測!

如果不翻開歷史厚重的頁碼,不深掘地下神秘的陶罐,怎么可能把這片泛著枯黃氣息的土地以及這片土地上的人,與五千年的時空相鏈接呢?

五千年,是華夏文明值得驕傲和自豪的一幅長卷,它因滲透著遠古文化的基因而與眾不同。每一個龍的傳人都會因此而充滿自信。臨洮的五千年不也正是華夏文明的一滴水珠嗎?當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拿到《臨洮五千年》這本十七集電視片解說詞時,一下子不忍釋手了,為其中豐富的文化內涵,為許多精彩的文化碎片,更為這片土地真正深藏已久的文化故事。五千年,貫通于華夏大地的每個角落。而在臨洮,我仿佛能夠聽到一位巨人從遠古款款走來的沉重足音,以及蕩滌在洮河兩岸的恒久回響!

我想,歷史給我們后代所能夠帶來的,除了文明的范本之外,更值得品味的應該是所有的文明形成的壯烈過程……

距今四千九百年前后的戰國時期,雄踞西北的秦國可能已經做著俯視中原的夢想。為了夢想成真,秦獻公開始了穩住后方的西征歷程。很快一群被稱為狄、戎的氏族部落被統治或者被趕走。從此,在洮河岸邊有了一個新的縣置——狄道(公元前384年)。《后漢書.百官志》說:“縣有蠻夷曰道”。狄道顯然居住著以“狄”為主的少數民族。也從此,這個現在被稱為臨洮的地方歷經兩千三百多年設縣而無有變更,在中國罕有其地。

當年的狄道,東連中原,西控河湟,北拒匈奴,南通巴蜀,堪稱西部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其實,這個縣置最為關鍵的是地域要害。西望崇山峻嶺,山脈中蘊藏著畏畏殺機;北瞭漫漫荒漠,時不時的能聽見馬踏戈壁的陣陣寒嘯。它的重要作用從一開始就是守邊。在疆域逐漸西擴并顯穩定態勢的時候,秦昭王不失時機地設了管轄二十二個縣的隴西郡(公元前280年),郡置狄道。五百年后,魏文帝時期,國力顯衰,邊疆騷擾不斷,隴西轄區縮小,并幾近無暇西顧,于是,隴西郡置向東退撤到襄武(今隴西縣)。盡管不再是郡置所在地,但其重要的歷史地位已經在歷時五百年的時空交匯中得以固化,無以替代。綜觀這段歷史的全貌,臨洮地域位置的基本走向是,天下太平了,她是連接東西南北的貿易要道,無論絲綢之路,還是唐蕃古道,群群商旅,陣陣駝鈴,在臨洮的大街小巷留下了遁足歇緩的身影。戰亂一起,這里便馬蹄聲碎,殘陽如血,月夜掛刀,城頭變旗,塵土飛揚中,盡顯廝殺本領。

滄海桑田,歲月悠悠。從秦獻公開始至今,在兩千多年從未變更“狄道”縣名的(除王莽13年改“操擄”外)這片土地上,所經歷的歷史印痕,無論是壯懷激烈,還是狗茍蠅營;無論是欣欣向榮,還是肅殺蕭條;無論是仰天長嘯,還是悲恨情仇,都會在陳舊的書頁里找得到筆墨的印跡,這些已成為歷史的東西,被后來的人們并必將繼續被后來的人們反復閱讀。閱讀它,仿佛聽得見祖宗的告誡和勸慰,聽得見祖宗對不幸往事的喃喃自語,聽得見祖宗對一代代后人的祝福與愛戀……

祖宗萬歲!

我于是想起一串串問題。祖宗的祖宗在哪里?在這片土地上他們以怎樣的方式生存著?那些從遠古走來沒有文字記載的先民們,給后代留下了什么樣的生活痕跡?幾千年來,這里的山脈走向沒有改變,河流也未曾改道,祖先在同樣的山梁溝峁間是否有過對生的渴盼和對死的恐懼的奔走呼號?或者有過對生命意義的拷問?很久以前,究竟哪個時期的先民生活安寧?又有哪一時段的先民死于沒完沒了的群斗?……

向遠古延伸的歷史令人神往。

從秦獻公開始再往前推兩千六百年,便是距今五千年的那個時空了。

狄道設縣之前的歷史,文字記述十分有限,但關于這片土地大概的走向可以還原成簡單的輪廓。我把時間倒推了一下,看看臨洮在那兩千六百年的基本脈絡。

公元前765年,秦文公居西陲(甘肅天水西南)——臨洮要么轄于秦國,要么是離秦較近的一個少數民族部落。

公元前960年,周穆王西游至昆侖山,在赤水河畔,見西王母——昆侖山在新疆南部,赤水就是和田河和葉兒羌河。周穆王能游那么遠嗎?若真如此,那么從陜西長安到新疆的廣袤疆域,至少應該是平安無事了。那么臨洮當然不該例外。

公元前965年,周穆王征犬戎。《后漢書.西羌傳》記載:“王乃西征犬戎,獲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今甘肅東部)”——戎狄似乎一直生存在臨洮,這就不難得出,周穆王西征的地域包括臨洮的結論了。

公元前1066年,伯夷叔齊隱居首陽山,不食周栗而亡——如果首陽山真的是渭源的那座山的話,那么臨洮也應該已經在西周治理下國泰民安的了。

公元前1099年,文王治周,西伐犬戎,攻滅密須(今甘肅靈臺)——顯然,在這個時期臨洮仍然游離于周的國土邊緣,時不時的會與周有些摩擦。

公元前1271年至前1213年,商武丁用兵四方,東征夷方,西擊羌方……——西羌應該是包含臨洮在內的一片疆土。

公元前1562至前1511年,《詩經.商頌.殷武》記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商初時候,湯的勢力已經遠達黃河上游。臨洮或許也在其中。

公元前1988至前1979年,啟即位后,西方同姓諸侯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今陜西戶縣)——這里的西方是哪里呢?扈的轄區是否包含臨洮?不得而知。

我能夠梳理到的脈絡大概就這些了。那么距離五千年的那個歷史時點還有一千年的空白,該是何種情況呢?

那是中華人文始祖黃帝的時代!

我曾經獨自行走在馬家窯村的遺址上,雙腳踩踏著祖先休養生息過的地方,心生無限感慨,為無與倫比的彩陶藝術,更為曾經在這里流淌著的遠古文明的血脈。為我能夠看到的人類童年的課件,更為或許在心底間與遠古先民默默的對話。臨洮絕不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地名或縣份,其厚重的文化豐富的藝術連同這里不斷折射出的關于生靈求存的勇敢,都將是一幅百讀不厭也永遠讀不完的人類史長卷。我不敢說在這里能找到中華文明的源頭,但可以肯定,這里會是華夏大地生生不息演進文明的重要支脈。擁有它,讓人沉思,讓人頓悟,更讓人輾轉反側,不能自已。

在那個久遠的年代,同樣在臨洮境內有了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

把這兩類文化做一個橫向的比較,同樣能發現那個時代的文明。

辛店文化出現在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至前六百年間,這一千年跨越了整個夏末、商朝、西周及春秋初年的歷史斷面。

寺洼文化的出現比辛店文化晚了三百年,卻多延續了一百年,一直到春秋末年才結束。這時期佐證了人類的青銅器時代。

學者認為,遠古時期生存在臨洮的少數民族主要是羌族,后來向南遷移至四川等地。這或許在今天四川羌人使用和流行的許多紋飾能從辛店彩陶中找到祖型得到證明。而羌人之所以南遷的原因是否與商周戰亂有關?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羌人擔心的不是被擄掠,而是死后不能被焚燒,靈魂不能上天,于是逃向大山深處。辛店文化的墓葬遺址中,棺木內的骨頭有被焚燒過的痕跡,由此可否推斷辛店文化的族部就是古羌族人呢?無論是馬家窯文化時代還是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時代,毋庸置疑的是這個文化產生的時間段是人類演進史上相對安寧的時期。

人類能有千年的安寧,這又是何等的令人神往啊!

是的,它真的有過這樣的安寧,有過在這樣的安寧中孕育成長的文化基因,也有過安寧之后人類開始追逐對生存之外的另一種境界的探索與思考。

在一個春寒料峭的午后,我走進王志安先生的馬家窯博物館。

我從馬家窯陶罐前走過,仿佛走向遠古,走進殿堂,步入一個我不曾涉足的陌生瓊宇。彩陶無語,卻賁發著恐懼、逼扎、亦或冷峻、肅穆的氣息,讓人既不敢觸摸,又不忍離去;既想躲避,又想擁抱。終于,我將目光掃向陶罐,以同樣冷峻的眼神對視著、對視著,我嗅到了遠古先民的氣息——在那個下午,與一位文化老人一起……

誰能想到中華龍竟然起源于馬家窯陶罐。先民對蛙的崇拜不難理解。遠古時期洪水泛濫,時常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大禹治水就是那個時期的典型寫照。但大禹只有一個,水患卻頻頻發生,于是人們開始把對自然的敬畏與可以在水陸生存的青蛙相聯系,便有了蛙崇拜,在陶罐上就有了蛙的造型。造型十分簡單,一條線條代表身子,兩條曲線代表雙腿。開始豎著畫,疊兩層三層四層,后來,機靈一動,橫著畫,畫一圈長線,無數條腿向兩邊伸展開來——龍的雛形誕生了。錢江東先生曾經在《文匯報》上系統地論述了從蛙到龍的演進過程,而張明華先生持不同的意見,兩個人的爭論多少帶點火藥味。我同樣在《文匯報》上看到過王志安先生寫的《也談蛙神,中華龍的起源》一文。爭論歸爭論,我卻固執地確信中華龍就源自馬家窯彩陶。我因此而為臨洮驕傲。

誰還能想到古樸的陰陽思想也起源于馬家窯陶罐?許多人對“萬”字符號感到既好奇又神秘,佛教用它,早期基督教的拜占庭藝術也有它,納粹黨的黨徽也是它,中美洲的瑪雅人、北美的印第安人都有這個符號。它究竟代表什么含義呢?在馬家窯陶罐上,這個符號非常清晰的表現是對太陽神的崇拜。太陽在輪回旋轉,它出現了地就白了,它隱去了地就黑了,黑白在輪回,生命在輪回,于是人們開始思考“我從哪里來”、“我到何處去”這樣一些樸素的哲學命題。五千年的先民,或許并不是如今人們所想象的那么“原始”,其思想的升華也或許并不是“啟蒙”階段,至少在陶罐上所反映的思考已經足以讓人聯系到哲學的價值。這是馬家窯的自豪。

南京大學的李曙華教授這樣評價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時期沒有任何文字記載,而作為象思維典型產物的彩陶,就成了解開這個時代的唯一天書,是這個時代的唯一見證,也是我們今天追尋文化之根的重要途徑”。

五千年,臨洮從馬家窯那里一路走來。

那么,五千年的歷史帶給臨洮的是什么呢?

我的遠方的朋友來電話,說想到馬家窯看看,我沉默了一會說,暫時別來。因為我不忍心我的朋友帶著虔誠帶著憧憬看到的是一座黃土山坡。與其他地方的文化遺址相比,馬家窯未免太寒酸。譬如陜西半坡、臨潼姜寨、洛陽王灣、鄭州大河村等,這些遺址為什么會保存完好又游人如織呢?文化是人類共同演進鑄就的命題,世界是以文化為紐帶來交流對接,民族是以文化為基墊來溝通包容,地域是以文化為背景來匯合流通。文化從來就站在高層俯瞰世態的變遷,無論你重視與否,關注與否,都相伴著走在從過去到未來的路徑上。臨洮政府提出“文化興縣”的戰略構想可謂切中要害,針對馬家窯遺址的修建規劃也在其中。應該欣慰這樣的構想,因為馬家窯不僅是臨洮這座城市的名片,更是從洮河流域向外輻射的文化光焰。

當年,馬家窯的先民們在陶罐上描摹一幅幅遠古中國畫的時候,根本不會想到五千年以后這樣的罐子已經成了商家炒作從中牟利的商品。假如說馬家窯彩陶僅僅是以價格形式存在,那么它的價值真的讓人既無奈又擔憂!在臨洮縣引進投資的文化產業中,有一個世界彩陶中心的項目,我與這個項目有過接觸,那位戴幅眼鏡顯得聰慧的戴先生,跟我侃侃談起過關于這個項目的遠景構想。顯然,這是一個從更高層面上把遠古文化與現代生活相結合的產業,普通的人們會在日常起居的生活當中融入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有對生活本源的詮釋,有對生活走向的思考。當然,這個產業更多的是對華夏源頭文明的接納與傳承。在與戴先生的交流中,我同樣思考這一個現象,我從事金融行業,在與當地眾多企業交往之后,我深為臨洮的實體經濟滯后而焦慮。我想,遠在五千年前,馬家窯人就開始從事農耕經濟,從游牧到農墾的探索與實踐何其艱難。遠古先民的實干精神或許會給我們以啟示,而生活在臨洮的臨洮人應該有這樣的智慧。

當年秦獻公設狄道縣,將臨洮載入了史冊。同樣載入史冊的還有一項鮮為人知而影響深遠的決策,那就是“止從死”,即廢除用活人殉葬。可以想象,在那個貴族當道的奴隸社會,秦獻公的這一決策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啊!在改革步伐不可逆轉的今天,任何一項政策措施的出臺,難道會不觸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嗎?這個時候需要的就是勇氣和堅韌,否則臨洮的發展就象茶園的那群人一樣,永遠是慢節奏。

是啊!五千年,實在是臨洮應該珍惜的資本和財富。

那年戰爭

五千年的歷史時空,絕不會風平浪靜,戰爭當然不可避免。

當我用欣賞的目光注視臨洮這片土地的時候,卻突然發現在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那么多的戰爭。生活在這里的老百姓,忍受苦難甚至無端被殺戮的慘狀肯定會時常出現。于是這片土地就不總是唐蕃古道或絲路要塞的那般令人神往了。

利用整整一個秋天的時間,我將足跡踏遍了凝固在臨洮的戰爭遺址。我相信,我的探訪絕不會給那年那些催命的戰鼓注添些許氣力,也不會給那年那些沉臥沙場魂魄無歸的累累白骨點滴慰藉,甚至,我并不明白,我將腳步一點點向遺址挪動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么。總之,我去了,帶著少有的心底苦楚和心靈拷問,去了!

秦長城;皇后溝;望兒咀;東峪溝;姜維墩;呂布城;廖化堡;哥舒翰記功碑……

這里已經沒有了古代的輝煌,或者說找不到往日駐守征戰的任何印痕。呂布城、廖化堡看不到半點蹤影;皇后溝、望兒咀甚至連準確的位置都無法確定。姜維墩卻是煥然一新,完全沒有了當年的影子。只有秦長城蜿蜒在三十里墩的山脈上,仍然看得出當年的不可逾越與雄渾氣勢。只有南街口那座哥舒翰記功碑,依舊是當年的那塊碑,而周圍的廟宇建筑卻被火柴盒式的樓房所替代,“功碑”縮在那里,顯得十分孤獨,十分無助!

史書上所記載的這些遺址,大多在秦漢時期。從秦昭王開始設隴西郡之后的五百年間,這里顯然沒有安定過。戰事的起源來自西部的羌戎等民族。可以想象,秦國之前這里本來就生存著以游牧或者剛剛農耕不久的羌人,他們或許安定,于是就有了這之前幾千年的彩陶文明。如果沒有安定的生活環境和相對穩定的居所,彩陶的誕生就不會那么自由那么明麗。可是后來,這里的一切有了改變。首先是秦國的疆土向西延伸,這就有了反抗,有了殺戮,有了退守,有了占領,有了統治。戰爭就在“服”與“不服”的博弈中逐漸擴大。

當然,三國時期的戰爭,與邊陲少數民族的關系不大,只不過能夠說明魏蜀征戰中蜀國的無奈和尷尬。

三國之后,隴西郡的郡治由狄道遷至襄武(今隴西)——其實早在漢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羌漢戰爭時,隴西郡治就曾遷到過襄武,十三年后又回遷狄道——這次遷府的緣由比較多,諸如轄區太大,增設郡治等等,而比較可信的理由大約是退守。狄道這塊地方實在令人不安,駐守起來也很不容易,與其不斷的被侵擾,還不如退一步比較安寧。這當然又與當局無暇西顧守邊能力不足有關。

但是,退守之后的臨洮并不安寧。

退守之后,臨洮大多時間都被吐蕃占領,吐蕃并沒有一統天下的雄心,也沒有與中原抗衡的實力,僅僅是以騷擾手段搶奪一些糧食牲畜之類,這樣的騷擾實在令人心煩。唐朝便趕在了這個時間節點上。當年哥舒翰率大軍征戰洮河流域與吐谷渾吐蕃等少數民族的多次戰爭實屬是忍無可忍的行動。“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哥舒翰贏了。唐玄宗很高興,于是就給他記了功。據專家考證,哥舒翰記功碑上的字體還真是唐玄宗親筆所寫。可以見得,在臨洮的吐蕃人還真是唐朝皇帝的一塊心病。但是,這樣的“記功”并不代表戰事結束,無奈的唐朝皇帝又接連兩次將皇室公主文成和金城遠嫁于吐蕃,這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愛情歷史后來被描繪得十分絢麗多姿,其實兩次和親所帶來的安寧加在一起還不到四十年。緊接著戰馬嘶鳴,鐵蹄陣陣,“寺寺院中無竹樹,家家壁上有弓刀”的景象又反復出現。

戰爭的災難最慘烈的是草菅人命以及之后無數個家庭的悲酸命運。

戰國時期,秦國的白起在打敗趙國軍隊之后,面對四十萬放下武器的俘虜時,采取了人類戰爭史上最慘無人道的手段——活埋。我不知道這四十萬將士被坑填的那個瞬間是何等的悲憤,但那四十萬個家庭的憂憤人生可想而知。

發生在臨洮的戰事盡管沒有白起那般慘烈,但同樣不忍卒讀!

簡單的梳理一下,就可以看得到頻繁戰事之后所有亡靈回眸故鄉的眼神。

東漢時期,漢羌長達五六十年的三次戰爭,“死者不可勝數”,“白骨相望于野”,人口銳減,偌大的隴西郡,人口只剩四十八萬。

三國時期,姜維九伐中原,六攻狄道,在他于公元255年8月狄道取勝的那場戰爭中,使魏軍“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河者無數,斬首萬余”,尸體堆積了幾里地。

唐玄宗開元二年(公元714年)8月,一支十萬人馬的吐蕃軍與唐軍戰于東峪溝,雙方傷亡慘重,最終吐蕃戰敗,死人數萬,“尸體成堆,洮水不流”。

公元1130年,金軍進犯臨洮辛店古城,被兵馬都監劉惟輔擊敗,斬殺五千多人。

清同治年間,狄道回民馬云率部暴動,歷時十二年之久,僅臨洮死難者達十數萬之多。左宗棠在平定暴亂之后說:“甘肅一省變亂十余年,被禍之慘甲于天下”。

……

還能再描述些什么呢?我的筆端已經不忍再記錄關于死亡人數的任何戰事了,它們如悲秋中枯黃的樹葉,令人苦楚,令人心酸。倘若歷史就是這樣以一個個戰爭來延續,那么,我們寧愿回到原始社會,回到那個在馬家窯描繪彩陶的人類童年時期。可是不能,我們面對的畢竟是歷史的滾滾車流,順其者昌,逆其者亡。當歷史必須要以戰爭來續寫一段的時候,那就別無選擇,只能面對。

我覺得歷史上的臨洮如果說相對走向安寧的時代,應該與兩個人有關,一個叫王韶,一個叫趙思忠。

王韶是北宋時期的江蘇人,舉進士客游陜西考察邊事之后,給宋神宗寫了一份《平戎策》,詳細闡述了“要解決西夏問題必先解決熙河吐蕃勢力”的主張,得到皇帝采納,遂被任命主持開通熙河事務。

為一舉解決臨洮及臨洮周邊的吐蕃勢力,王韶準備了三年時間。公元1071年,對壘于臨洮境內玉井鎮崗觀坪、三甲等地的決戰開始了。兩年后,宋軍占領河州。于是曾被吐蕃占領多年的熙河、洮、岷、迭、宕六州全部歸宋,至此,恢復了“安史之亂”以前由中原王朝控制的疆土。

王韶在臨洮的時間并不長,但短短幾年當中,他采取招撫、征討、屯田、興商、辦學等方略,取得了“鑿空開邊”的重大勝利。那段時間,他還率部修筑臨洮縣城。“狄道州志”所描繪的臨洮古城就是從王韶開始修筑的,歷經宋金元明清及民國等多個朝代,形成了后來城周九里、高四丈、面積四平方公里規模的古城。只可惜到今天什么也看不到了!

王韶在臨洮還有一個歷史性貢獻,那就是招撫了一個吐蕃的重量級人物——木征。

唐安史之亂之后,吐蕃四分五裂,崛起于青海一帶的贊普后裔角嘶啰的勢力逐漸強大起來。角嘶啰是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的原型。他的孫子叫木征。在王韶率部經略熙州期間,木征做出了一個令人震驚而意義深遠的舉動——率部歸順大宋。木征也由此得到了一個皇姓“趙”,改名為趙思忠。從此,開始了臨洮趙土司家族的輝煌史。對臨洮趙土司家族的評價多高應不為過,因為這個家族自宋、金為開端,至元明為鼎盛,到1925年國民軍入甘,取消土司制為結局,共計經歷了五個朝代,歷時八百五十多年,對臨洮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為結束戰爭、安居一方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們為王韶和趙思忠的歷史性貢獻而欣慰。在許多情況下,戰爭并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而許多時候,原本可以避免的戰爭卻給人類帶來了沉重的災難。毛澤東曾評價《水滸傳》時帶有諷刺的口吻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其實“招安”的目的無非是變“寇”為“民”,變對抗為合作。只可惜當年宋江在被招安之后,又卷入了另一場更加殘酷的戰爭。或許趙思忠也有同樣的宿命,他的后代大多投身武行,相繼卷入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只不過從此之后的戰爭基本遠離了臨洮,引向涼州、川北等地。

“孤村斷雞犬,林間雁聲長”的景象誰愿再見?

去年夏天的一個午后,一場暴雨將臨洮縣城及兩邊的山色洗刷得清新而明麗,當一彎彩虹掛在空宇的時候,我突然來了興致,去秦長城遺址看看。

據載,戰國秦長城從臨洮新添鎮三十里墩洮河邊的南坪望兒咀為開端。不多時候,我的雙腳就踏在了這片土地上。遠遠望去,山色空蒙,一座座連接起來的山包間,隱約可見陳舊的地埂狀土層,我一步步走進,濕漉漉的山地到處彌漫著雨后初歇的氤氳草香,我感到從來沒有過的暢快,為自己能在如此清爽的空氣中與遠古往事接近;為自己終于有機會翻閱這部厚重的卷帙。這確實是一部永遠也讀不完的史書,我一步步接近,終于用雙手撫摸長城墻體的時候,我分明感覺到那一層層黃土正是一頁頁承載使命的卷宗,是遠古的祖先,不,是無數代人固守家園的見證。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來,我知道我讀不完這部史書,甚至我根本就讀不懂它,我只是在想,就在這里,在我腳下的土地上,不斷變換城頭旗幟的蹉跎歲月中,究竟發生過怎樣悲壯亦或動情的故事?這里偶然發現的森森白骨,他及他的親人演繹著多少人間悲苦和愛恨情仇?一切如煙,惟有這些凝固的歷史,給人以無盡的悵惘與喟嘆!

從這里開始,長城在臨洮境內途經五個鄉鎮,約四十五公里,猶如起伏飄動的長龍伸向渭源。在這四十五公里的龍脊上,千百年來,流傳著一個個令人神往的故事傳說以及與故事有關的地名。如“望兒咀”、“殺王坡”、“長城灣”、“長城嶺”、“長城梁”、“萬長嶺”、“墩圪塔”、“娃娃垛垴”等。

譬如位于洮河岸邊的“望兒咀”,相傳當年,秦國太子扶蘇的母親就站在這里面對西方盼望兒子歸來,望眼欲穿的母親卻等來了兒子戰死沙場的消息。從此,母親所站的地方,就叫“望兒咀”了。這僅僅是個傳說,我卻寧愿相信它確有其事。因為這樣的故事將一位母親與戰爭聯系在了一起,而這樣的母親應該不計其數。因此,這樣的故事更值得回味和深思。

相比之秦長城,在姜維墩前,我卻停下了腳步。我從史書上看到的姜維墩是一堆隆起的土堆,它其實是秦漢時期的烽火臺,只因姜維數次攻伐狄道城時在此駐扎,而被后人稱為姜維墩。我是想看到那個仍舊是土墩的烽燧,但是土墩已經不再,代之以一座嶄新的磚瓦砌就的古城垛口般建筑。在這里,我沉思良久。然后轉過身去,緩緩走下岳麓山。

相反,在臨洮縣城東側離龍門鎮不遠的東峪溝里,我卻獨自一個人轉悠了整整一個下午。那天天氣陰著,似雨非雨的樣子,周身被汩汩潮氣包裹著。我走進東峪溝,是因為那里曾經是古戰場。在臨洮,除了城頭內外的刀光劍影外,東峪溝曾經血流成河。我漫無目的的游蕩著,關于這里曾經的所有古建筑已經找不到任何痕跡,惟有縱橫溝壑的起伏山巒,想必仍是舊時原貌,而今只有它們能夠見證曾經發生在這里的故事。我仰望群山,仿佛看到那個莊稼尚未成熟的黃昏,十萬吐蕃兵從蘭州經渭河沿窯店向東峪溝疾馳而來,頓時殺聲震天,吐蕃人以少有的神速在燒殺搶掠之后,帶著戰利品又迅速后撤。但并沒有走遠,而是退宿在距離東峪溝不遠的大西溝。而就在當晚,唐隴右防御使薛訥精心策劃了一場反擊戰,先由太仆少卿王駿率七百精兵突襲大西溝。在黑沉沉的夜幕下,吐蕃兵不知底細,驚慌失措,一路西逃,企圖繞臨洮城向南奔去,卻被守城將士堵截,被逼向北,到三十里墩邊家灣渡口準備渡河時,伏兵四起,一場廝殺昏天黑地……

仍然是那個下午,在東峪溝里,我的思緒卻飛向洮河岸邊那幾個為數不多的渡口。沿洮河向北,接近紅旗鄉的地方,有個叫崖家莊和甘家莊的渡口,多少年來,河西岸的東鄉族人與河東岸的漢人往來貿易,相安無事。可就在1862年,臨洮官吏卻以盤查奸匪為由,不讓東鄉人渡河,這讓幾乎每天要渡河進行貿易交流的東鄉人憤怒不已,于是引發了一場規模并不大的械斗。問題是當時的陜甘總督恩麟沒有妥善處理事端,而是派兵進入回民村莊,不問青紅皂白亂殺亂燒一氣,還將臨洮城內的清真寺悉數燒毀,同時燒毀了五百多座回民住宅,致使四千多回民受害。事態終于引發了回民暴亂,而且一發不可收拾,歷時十二年之久,遍及全省六十余縣,幾乎波及了西北各地,成為在臨洮戰事中距今最近的一場規模較大的戰亂……

往事如煙!

明代詩人王曰然有詩曰:

超然臺榭倚云開,寶塔凌虛樓上臺。

洮水遠從天際落,星槎近向斗邊開。

招魂塞曲余衰草,報目中原數幾杯。

聞到文場今對壘,門墻高足已先摧。

夜幕降臨的時候,我從東峪溝走了出來,走進縣城的時候,已是滿天星斗了。

老子歸來

相對于戰爭,老子的出現就平和多了。

好多年前,我在單位從事企業文化工作,無數次地絞盡腦汁都沒有做出任何成果。一個偶然的機會,在長春結識了全國企業文化的一位講師,在聆聽到他關于古典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的講座之后,我開始思謀這種可能性。功夫不負有心人,不久就從《道德經》中提煉出了有關企業管理的“八大意識”,并因此獲得了一個全國性的獎項。

我想把這個成果與大家共享,或許對圖謀發展、正在轉型、方興未艾的臨洮企業界人士管用。

“天下難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與細”——細節決定成敗的經營意識。

“見小曰明”——反映敏銳的市場意識。

“以天下觀天下”——顧全大局的全局意識。

“慎始如終,則無敗事”——始終如一的執行意識。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壘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腳踏實地的工作意識。

“輕諾必寡信”——恪守諾言的誠信意識。

“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防微杜漸的內控意識。

“既以為人,己欲有;既以于人,己欲多”——回報社會的感恩意識。

其實,關于老子與臨洮的關聯故事,就是在我提煉“八大意識”的時候知道的。

老子之所以來臨洮,與一個叫尹喜的臨洮人有關。當年,老子李耳因為對周王室失望離周向西而去,周王室鑒于老子的影響當然不放,于是開始圍堵,尹喜早就接到官文。一天早上,尹喜照例在散關巡游,卻見一團紫氣由東而來。不一會,一位白冉老人騎著青牛緩緩走近。看到這一情景,尹喜心中有數了。他畢恭畢敬地邀老人上座,上茶,然后要老人講課。尹喜本來就是老子的崇拜者,這個時候,他決心已定,辭了關令,跟隨老子一路向西,直到臨洮。據說,老子跟尹喜在臨洮只做了短暫的停留,緊接著又向西而去,到過茫茫戈壁,獵獵沙漠,在那里沒有實現他尋找“圣人”的愿望。最后,在尹喜的一再請求下,這位滄桑老人終于又回到了臨洮,駐足在城東的岳麓山上,直到“駕鳳而去”的那一天。

有人說《道德經》就是由老子講述,尹喜記錄而成的。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

老子到過臨洮,又從臨洮“飛”走了。

沒有人敢肯定地說這是真的,也沒有人敢肯定地說這不是真的。

歷史真是一道難解的迷。但存在就是理由。歷史的研究中常常把神話故事、民間傳說、地名演繹等不等同于真實的歷史,也不做為歷史的本來面目,這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撇開“傳說的歷史”,其割裂的結果又往往會把歷史的遠古延續搞得莫名其妙。比如臨洮岳麓山上的老子升飛處——“鳳臺”,許多人在聽了有關臨洮與老子的故事之后,仍然會問:是真的嗎?

明代楊繼盛在《自序年譜》中說:“此臺相傳為老子飛升之所,蓋過函谷關而來,所傳或言不謬云”。

鄭鴻云先生在他2009年所著的《渭水中上游老子行蹤初探》中,從“老子去周必西行入秦”、“老子西行入秦必出散關”、“老子入西戎意在訪圣”等三個角度的考察,得出了老子到過臨洮一帶的結論。難怪隋煬帝西巡經渭源翻鳥鼠山去狄道時,詩興大發“滔滔下狄縣,淼淼肆神州,長林嘯百獸,云徑想青牛”。其實,民間地名的稱謂及延續,更能說明問題。比如在羲皇故里天水麥積山區有“伯陽鎮”;軒轅故里清水有“牛頭河”、“教化溝”、“尹道寺”、“講經臺”;在渭源有五座老君山,四座老君廟,一座青牛觀;越高城嶺過關山約十公里處的村莊叫李家坪,又叫老子坪。解放初年,臨洮道教有太平觀、斗母宮、九華觀、萬壽觀、北吸觀、東奄、西奄、南奄、北奄等十處之多。列舉這些詩詞與地名,無非是想證明臨洮果真與老子有關。

俗話說:“雁過留聲,人過留名”,而留在臨洮岳麓山上的這個“人”,卻絕非等閑之輩。

神州上下,古剎名山,道觀累累,可又有幾個道場曾經留下過老子的足跡呢?

老子之于臨洮,應該是臨洮的福氣。

但是,臨洮之于老子,好像并不因此耀眼,或者說老子給予臨洮的“光環”并沒有得到真正放大,至少在更多老百姓的心目中,老子的足跡仍然停留在岳麓山上的伯陽宮里。

我曾經兩次參加了由當地文化部門組織的每年農歷三月十八日(傳說是老子的誕辰日)在岳麓山岰“升飛處”的祭祀老子活動。這是一座在原址上重新修繕了的道臺,“鳳臺”兩個繁體隸書大字鑲嵌在磚砌的墻壁上,看起來已經很久遠了。墻壁下面是韓正卿先生書錄的《道德經》石刻碑。初春的臨洮,暖陽初照,春寒料峭。我站在那棵固執地將遒勁的枝干伸向天空的梧桐樹下,感受著成百上千學生齊聲朗讀《道德經》的震撼。這一刻讓人激動,是一種久違了的親切的擁抱!仿佛孩提時期的我,在漸黑的夜里,忍著饑餓,在家門口等到從山野里干完農活疲憊歸來的母親時,一下子撲到懷里,淚流滿面。這樣的祭祀太有價值,讓人心生感慨,懷揣亢奮,為這些朗讀的童聲,為舉香冥想的老者。

顯然,這樣的祭祀并不僅僅在于某種宗教的道場,而是延續了文化傳承了文化,即便僅僅是一年一度的半官方活動,也至少會給朗讀者以教化以呼喚以溝通,或許這樣的活動或多或少帶有功利的心態,但畢竟讓孩子們手捧《道德經》,在那短短的幾十分鐘里開啟了一扇與老子對話的窗戶。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寧愿這樣的活動更加“宗教”一點,讓每一位參加祭祀活動的人心目中有一座殿堂,有一位神靈,多一份敬畏,多一點虔誠。這樣一來,老子就會嵌入到心靈,固化成行為,人便行之有“道”,為之有“德”!

然而,在岳麓山上僅存的或者說以后修繕了的所有道觀里,被供奉的神靈幾乎毫不例外地被老子的玄代晚輩占居著。這些神靈們曾經也是俗人,只不過巡了道的足印,以后世所仰視和崇拜的故事為依托,行走于超自然的生靈中間,終于修煉成仙了。只是我想,春秋時期的老子,怎么也不會將自己與后來神話傳說中的太上老君相聯系,也絕不會想到自己一定會煉出仙丹來,當然更不會想到五千言的《道德經》終究成了道教的“圣經”。如今,岳麓山上香火未斷,游人稀少。望著那裊裊淡化融于空宇中的煙塵,我似乎覺得,游人的舉動與宗教行為畢竟不同。指望讓幾個游人或旅游項目來拉動山脈生機,實在有點為難。“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岳麓山應該有老子才靈呀!那么,不要說甘肅人,就是在定西,究竟有多少人知道臨洮岳麓山與老子的關系呢?從西漢道教興起到今天兩千多年來,道是老子,老子既道,天下道者無不稱老子為鼻祖,僅此足矣!

在臨洮,能夠看得到老子印痕的還有李氏文化。李氏文化顯然有其存在的根源與探究的價值。雖然,李氏文化與老子姓李有關聯,但似乎并不關乎老子來過臨洮,而是因為他的第九代孫李崇為隴西郡首而由此繁衍,形成了至今華夏李氏尋根的獨特文化現象。半官方的老子文化研究會在近幾年不斷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在足夠將老子文化由臨洮推出之余,卻始終沒有擺脫“老子是否到過臨洮”的這一沒完沒了的爭論話題。這樣的爭論現在看來實在沒有任何意義。

老子本來就是世界的。1788年英國一位天主教傳教士把《道德經》帶到了英國,羅馬天主教教士波捷第一個用拉丁文翻譯了《道德經》,從此《道德經》走向了世界,目前已經有四十多種譯本。上世紀末,美國作家麥克.哈特在他的《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說道:“在中國浩如煙海的書籍中,在國外被廣泛翻譯和閱讀的一本書就是兩千多年前寫的《道德經》”。前幾年,《紐約時報》將老子列為古今十大作家之首。據說,在世界性的作品中被廣泛翻譯的第一位是《圣經》,第二就是老子的《道德經》了。余秋雨先生曾說:“《道德經》以極少之語,蘊極深之意,使每個漢字重似千鈞,不容外借……這讓中國語文進入了一個幾乎空前絕后的圣哲高臺”。就是這樣一本巨著的作者,在中國除了“教”的老子外,又有多少人讀過《道德經》?又有多少人懂得李耳?別說現代人,就是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在他的五十六萬字的《史記》中,說到老子時也只用了四百五十多個字。

誠然,老子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遭遇著多舛的命運,卻不說漢朝時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境遇,近代以來老子仍然被人指指點點。一百年前,梁啟超罵過老子。上世紀二十年代之后,更曾一度將古文化視為糞土,境遇實在有點悲慘。文革時期,在中學的課本上再也讀不到什么古典文學了。我出生在文革初期,在我的記憶中,第一次見到唐詩是1980年我上初三,那年我十四歲,在會寧甘溝中學一座教室外墻的黑板上,我的語文老師寫了一首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當年,我家在農村,距離學校要步行一天的路程,因此住校,卻常常想念爸爸媽媽。那天下午課外活動,我見墻報前圍了許多學生,湊過去一看,便再也不愿挪動腳步了。就是在那時候才曉得唐詩。回想起來,為什么從未見到過的一首詩,竟會將我如此吸引?這或許就是中國人的基因,雖不曾閱讀,偶然一見,血脈中的文化基因便相融了。我確信這點。幾千年的血脈不會因一時一地的毀壞和糟蹋而永遠失去記憶。是的,不會。

近些年來的國學熱令人欣慰,許多人原本沒有讀過原著,卻能在國學熱中被一些“心得”、“體會”所吸引,同樣有著發人深思教化育人的功效。央視開辟的“百家講壇”更是將過去在高等學府藝術殿堂里才有的智慧,直接傳播到億萬百姓人家,真是“壇壇好酒令人醉”,國學也一下子象雨后斜陽沖出濃霧,普照在中華大地,非常清晰,非常舒適,彌足珍貴。

那么,這個時候,《道德經》所散播的光芒應該是五彩繽紛的吧!

也不盡然。

連國學大師林語堂也曾說:“《道德經》是全世界文壇上最光輝燦爛的自保的陰謀哲學”。這正是我們所擔心的,而且毫無疑問這已經被一步步地變成了現實。比如明哲保身、事不關己、坐山觀斗、漁翁得利等人在其位不負責任的心態和行為,正吞噬著“經典”的光焰,讓眼前的世界變成“為己”的土壤。這種現象真的讓人悲哀。然而,這些“為己”的人士是否知曉老子的這句話——“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呢?

老子之于臨洮,除了這個人名所能夠帶來的人脈資源外,對其經典的實踐性運作也不應該落伍。“鳳臺”下韓正卿先生書錄的《道德經》絕不應該總是成為游人的觀賞品和提升旅游品位的裝飾,至少應該在匆匆走過的人群中有駐足的身影和回眸的眼神,有檢討的心境和思辨的意義在里面。

著名學者姚淦銘問三個孩子,你們知道“老子”嗎?第一個說:老子是我爸;第二個說:老子是道觀里的塑像;第三個說:老子寫過《道德經》。好好想想,我們的孩子究竟屬于哪一類?應該屬于哪一類?

我們如今用博大精深、包羅萬象來形容《道德經》,沒必要再做什么解釋。余秋雨對《道德經》的評價固然很高,但也同樣只停留在一個學者的點評之列。重要的是我們以及幾乎每年都要去幾趟岳麓山甚至經常光顧東山農家樂的人們,對《道德經》里的文句有沒有生活上的體驗或生命的感悟呢?

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說的是治理一個國家如同烹制一條小魚,要掌握火候,把握時機,不能隨意翻騰。難道不是嗎?中國現代以來的歷次運動不都是以“亂”來結尾的?所以,國家領導人反復告誡大家“不折騰”!

老子說:“金玉滿堂”。所以,許多店面的牌匾或表達祝福的語句都用這四個字,這四個字也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終極目標。可是,老子在這四個字之后緊跟著又說了四個字:“莫能守之”。為什么這后面的四個字往往被人們所省略或忽視了呢?是物欲橫流、拜金心態的浮躁氣象使然。那么就聽聽老子的忠告吧:“曲則全,枉則直,少則得,多則惑”。

在我的居室里掛著一幅姬小平先生寫的書法作品“上善若水”。讀師范的時候才見到這四個字,卻不明白就理。后來讀《道德經》時遇到了,我把原文載錄如下: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說實話,這么艱澀的字眼還真有些難懂。我翻閱了好幾個文本的譯文,便有了些感悟。“上善若水”是一種境界,幾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哲學。用在為人處世上似乎更有意思,比如要像水一樣對自己定位,水從來不往上爭,總是“處下”。寧可流淌在別人看不到小溪中,但最后流向大海走向成功的水。要像水一樣隨遇而安,盛水的容器無論大小方圓,水都會變成容器的形狀,不留空隙,能伸能屈,能適應環境,與自己周圍的環境和諧相處。左宗棠的座右銘很有意思,“發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尋平處住,向寬處行”。不知這句話的出處是否與左宗棠讀過《道德經》有關?老子說:“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之下,故能為百谷王”。是這道理。

能像水一樣嗎?實在很難!

于是我想到了洮河,孔子早就說過一句話:“逝者如斯夫”。是啊,洮河流了億萬年,生活在洮河兩岸的人一代又一代地消逝了,而洮河依在,河床依在,永遠潺潺,無有停歇。那么,人生該有怎樣的奮斗才是滿足呢?或者說人生該以怎樣的生命目標給自己定位呢?猛然想起一個故事,清康熙年間有位宰相叫張英,安徽桐城人,某一天收到家書,為一堵墻的事告鄰居的狀,張英看后回詩一首:“一紙書來只為墻,讓人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是啊,凡事有道,凡事有度,要順其自然,否則適得其反,過猶不及。對于名利,也是如此,絕不可以為了眼前的利益而損了自然,害了他人。絕不可以為了滿足自己而不擇手段,喪盡天良。老子說:“既以為人,己欲有;既以于人,己欲多”。老子給臨洮的啟示以及臨洮之于老子的意義確實應該綻放光彩,這絕不只是岳麓山的“鳳臺”,更在于人心的造化。

老子歸來。愿老子真的歸來。

八思巴呢?

多年前,我去武威出差,好客的主人領我去了皇臺,我走進了出土“銅奔馬”的東漢末年的大型磚墓室,沿著長長的墓道一直前行的過程,我被似乎早已凝固了的空氣所包裹,周身滲透著冰涼的遠古氣息,仿佛一千九百年前的古人,仍然守望在這里,一刻也不曾離開。當我的目光與散落在墓室一側銹跡斑斑的銅像相碰撞時,怎么也無法相信那座美奐絕倫讓世人震驚的“銅奔馬”竟然是從這里奔跑出來的。

那天,我以同樣的神奇走進涼州城東的白塔寺,漫步在密匝的佛塔之間,仿佛走進了白塔叢林,所能感悟的不僅是佛塔建造歷史的不同尋常,似乎還有對自身靈魂的拷問。

在那里,我知道了兩個人物,一個是薩迦班智達,一個是八思巴。

多年以后,我翻閱臨洮的卷帙,不經意間一個名字躍入眼瞼——八思巴。

八思巴怎么會與臨洮有牽連?臨洮怎么會有大元帝師八思巴的足跡?八思巴,這位傳奇人物究竟與臨洮的昨天有過怎么的交往?這些歷史于今天于明天應該有如何的詰問亦或審視呢?

八思巴確實來過臨洮,而且不止一次。

初冬的一個下午,我走進臨洮縣城東北角廣福巷附近的寶塔寺,我懷著虔誠和敬仰的心,緩步跨進寺院,蒼勁的松柏將并不寬敞的寺院遮掩,仿佛步入一座幽深、靜謐的山林,讓我周身感到肅穆、莊嚴,進而惶惑。跨進殿堂,舉目仰望,我看到了八思巴,他神情活潑,泛著稚氣,眼神寫滿自信。我雙手合十,閉上眼睛……

南宋末年的中國歷史,如同鄉下社火里的折子戲,鼓點雜亂,不問唱腔,你方唱罷我登場,仿佛就圖個熱鬧。但終究是該謝幕的謝幕了,舞臺卻漸漸變得宏大起來,新的大幕便徐徐拉開。蒙古人在將鐵蹄踏過歐洲大陸之后,將馬頭的方向朝向了南方。很快,南宋茍延殘喘的江山轟然倒塌。

元朝所統治的疆域非常龐大,當年的臨洮相對安寧。而八思巴之所以能到臨洮的原因,大約與這里的安寧有關。史料記載,八思巴到過臨洮至少三次,第一次是1244年隨著他的伯父薩迦班智達從西藏出來去往涼州時途經臨洮,那年他才九歲。雖然僅僅是短暫的停留,但可以肯定當年的狄道在八思巴幼小的心底間留下了好的印象,這或許也為他以后駐足臨洮埋下伏筆。果然二十七年后,八思巴離開首都去往西藏第三次途經臨洮的時候,這位年僅三十六歲的大元帝師停下了腳步,這一停就是四年。這中間大約在1250年前后,八思巴隨同忽必烈南征大理時,在臨洮駐軍休整,做過征戰前的最后準備。

八思巴在臨洮期間比較清晰的功業有兩個,一個是主持修建了臨洮大寺(藏語把臨洮叫香袞,所以又稱“香袞大寺”)。一個是著書立說。

在《狄道州志》中我看到了臨洮大寺的原址圖,位處縣城東北角,呈“7”字形,緊挨著北城門和東城墻,占地一千多畝。這座大寺在歷史上的地位,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比較:它的修建時間早于夏河的拉卜楞寺四百多年,也早于青海的塔爾寺將近三百年。史料記載,當年大寺里修行的僧眾多達數千人。僅此,足見其規模之大了。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站在岳麓山頂,注目臨洮大寺的方位,想象著當年僧眾如云香火繚繞的情景,想象著如今的拉卜楞寺和塔爾寺享受“圣地”般的境遇,便心生無奈的喟嘆!可悲的是這座規模龐大的寺院,究竟毀于何時又因何而毀,卻找不到半點文字記錄。我不知道這應該是臨洮的不幸?還是八思巴的悲哀!

在臨洮,八思巴浸注了不少心血。在主持修建大寺的同時,他夜夜秉燭疾書,完成了《皈依、發愿、灌頂之教戒》、《大幻變部壇城儀規》等一系列著名的佛教理論著作。今天臨洮的寶塔寺西面有條小巷叫“經文巷”,它的來歷或許與八思巴有關。

應該說臨洮人并沒有忘記八思巴。無論在民間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八思巴,無論一些佛事的主持究竟知道多少八思巴的故事,無論如今走過寶塔寺的香客究竟要了卻如何的心愿,無論臨洮應該以怎樣的姿態面對這位“圣僧”,僅就每年農歷四月十二將八思巴神像抬出廟宇敲鑼打鼓長號如虹行走大街小巷引得無數人駐足注目的情景,便足以讓人感慨了。當然,這樣的感慨還遠遠不夠。

是的,僅感慨當然不夠。

當年,我在涼州白塔寺時聽導游講,白塔寺毀于文革,改革開放以后,時任國務委員的李鐵映到武威視察時,指令重修白塔寺。很快,白塔寺重建天日,但論規模要比初建時小多了。

白塔寺是一段歷史的見證。

元朝之前,中國的版圖四分五裂。宋朝雖然完成了一定意義上的統一,但內外交困的國家形勢從來沒有消停過。以至到后來,西夏、北遼、金國等環繞在中原周圍,虎視眈眈。完整的國土幾乎不復存在。而西藏在這之前已經經歷了整整四百多年的宗族戰亂,在你來我往的爭斗中,狼煙獵獵,民不聊生。而在西藏為爭奪統治地位進行沒完沒了的漫長的內斗過程中,位于日喀則薩迦縣仲曲河谷的白象嶺上悄悄地底修建了一座寺院,正是這座名叫“薩迦寺”的寺院,誕生了一個西藏重要的派系——款氏家族薩迦派。到了蒙古人將鐵蹄踏向歐洲的時候,薩迦派已經發展到了足以左右西藏各派爭端的重要派系了。

蒙古與西藏最早的接觸大約還是成吉思汗。1218年成吉思汗西征時就已經到過了印度北部和西藏的阿里地區。那條路線是從西域翻越昆侖山進入的,當時在阿里設置過都元帥,但實際的控制卻沒有完成。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兒孫們沒有停止統一中國的腳步。窩闊臺大汗在滅掉西夏與金國后,解決南宋被提到了議事日程。很快他們決定兵分兩路直取南宋。一路由北往南正面推進,一路由陜甘經四川從西側進攻南宋。這個策略當然十分高明。暫且不論正面的進攻如何推進,而從西側的圖謀顯然與西藏有關。

當時,駐守涼州的西涼王闊端距離西藏最近。這個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征服西藏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眼前的西藏確實教派林立,非常混亂。從歷史上看呢,西藏的混亂似乎成了常態,早在大唐時期,盡管有過文成公主與金城公主先后入藏的感人故事,但由于西藏本土的“苯教”與佛教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使得教派之間的殺戮極其殘忍,曾一度出現過“禁佛”的極端事件。切不說統治階層之間如何的攻防互補,其緊繃的神經何等疲倦,老百姓實在是不堪戰亂的慘禍了。因此,當得知蒙古人的馬隊將踏上這片神奇的高原時,生活在西藏的人士其內心的惶惑、恐懼、矛盾、張望等復雜心態可想而知。

闊端非等閑之輩。他一面大兵壓境,并取得了局部武力進攻的軍事優勢,一面謀劃著和平解決西藏的進程。闊端向西藏的兩派勢力較大的藏傳佛教領袖發出了邀請,一派是前藏的止貢住持,一派是后藏的薩迦派住持。前藏沒有響應,后藏的薩迦班智達卻如約而至。

八思巴,就在這個時候走上了歷史舞臺。

1246年8月,薩迦班智達攜侄子八思巴經過近兩年的艱難跋涉,終于到達涼州。

而恰恰在這個時候,蒙古可汗窩闊臺死了,蒙古內部為可汗之爭也鬧得不可開交。會盟的事也就稍稍往后拖了一下。可是薩迦班智達和八思巴并沒有閑著,白塔寺就是在那時由薩迦班智達主持修繕和擴建的。五年之后,薩迦班智達在該寺(幻化寺)含笑涅槃。

1247年4月,西涼會談正是開始。

就是在這次會盟期間,八思巴結識了另一個重量級人物——忽必烈。

關于西涼會盟的歷史地位毋庸置疑,許多史書上的記載都表達了相同的意義。會談之后的《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從此中國中央政府正式有效地管理西藏。四分五裂的吐蕃從此有了歸宿,仿佛失散多年的孩子,終于撲向了母親的懷抱!

大約從這個時候起,八思巴奔波在忽必烈的帳篷與西藏廣袤的山水之間。這期間,他的足跡便一次又一次地踏上了臨洮這片土地。還是在忽必烈替代闊端率兵攻宋的時候,臨洮就成了一個休整兵馬、儲備糧草的基地。一個值得提及的事件是,1253年,八思巴就是在臨洮為忽必烈夫婦及二十五位他的家人舉行了密宗喜金剛灌頂儀式。忽必烈灌頂受戒,這在蒙藏發展史上是件大事。自此之后,八思巴成了忽必烈的宗師(之后又成了大元帝師),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或影響著蒙古王權。

七百五十年前由大都瓊華島廣寒宮傳出的聲音依然響徹空宇:“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創制文字,輔治國政,王明班智達八思巴帝師”。

元朝統一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民族融合的歷史。但這個王朝在僅僅存活了九十七年而突然崩塌后,卻是以前所未有的驅逐狀態迅速退回到了北部草原。

我曾在新疆喀什的莫爾大佛遺址前駐足良久。這座大佛以及遍及新疆的許多佛教遺址都見證了一千三百年前在新疆這片土地上佛教的何等輝煌。但之后,伊斯蘭教以眾所周知的方式征服了西域。令人疑惑的是,依舊信仰佛教的蒙古人在將整個西域占領之后,成吉思汗的兒子察合臺突然改變了信仰,開始皈依伊斯蘭教。我深為這位統治者的高明而欽佩,在我的文章《喀什,喀什》中,我對此有過比較詳細的闡述。

這就是蒙古人,盡管在他們統治時期,對漢人的管制非常苛刻,但對宗教的包容值得贊賞。

在臨洮北部的太石鎮有兩個村子,一個叫水泉,一個叫李家灣。水泉張姓居多,李家灣當然是李家了。據水泉張氏家譜記載,這兩個村子的張李兩姓原是一個祖先,都是元代宗室蒙古人后裔。元朝滅亡以后,韃靼被追殺,為躲避災難,這家蒙古人就舉家遷到臨洮與榆中交界處的馬銜山,后來分家,老大到了李家灣改李姓,老二分在水泉,改張姓。而今,他們的后裔早已漢化,但每年清明兩房頭都要在馬銜山祭祖掃墓。而他們每年春節社火的彩幛上仍然是蒙古人的狼形圖案。當我翻閱這段歷史的時候,內心泛起陣陣悲涼。我不知道歷史上到底有多少這樣無可奈何的故事在延續,也不知道這樣的過程究竟會使多少人真正知道自己祖先的宿命。但是,民族間交融的過程倘若如此的話,真是不幸!

而這樣的不幸在八思巴之前和八思巴之后或許一直存在。

我懷疑,建于七百四十多年前的臨洮大寺毀于宗教的沖突。

說到宗教,我的筆鋒不由自主地會觸向伊斯蘭教。

去年盛夏的一個下午,太陽很烈,我縮在辦公室不敢出門,漫無目的的想著自己的事。有人敲門。進來三位戴著白帽子的男士,一看就是伊斯蘭信徒。他們的來意是“化緣”(在伊斯蘭不這么叫),想修繕一下“拱北”,缺錢。我邀請他們落座,很想和他們聊聊他們的宗教。這個下午我過得很舒適。烈日不再在心頭泛起焦躁,窗外卻有了芳草佛面的氣息。我告訴他們,在喀什的艾提尕爾清真寺,我呆了整整一個上午。當然,我非朝拜者,但步入其中,心靈便被感化,身處空曠、肅穆的教堂,心底間不由地泛起敬仰,為神靈,也為心中的道德。他們為我能去艾提尕爾清真寺而贊賞,而與他們的對話,使得我知道在臨洮關于伊斯蘭教鮮為人知的故事。

伊斯蘭教傳入臨洮是明朝崇禎二年(1629年)的事。有一位叫黑達耶統拉嘿的信徒從新疆喀什到了臨洮,與當地田氏之女成家,生一男叫馬守貞。這位馬守貞便是臨洮伊斯蘭教最早的本土傳教者。他傳教五十多年,足跡遍布青海、甘肅、新疆等地。教徒達九萬多人,僅在臨洮就有三萬多人。馬守貞病逝于1722年(伊斯蘭教稱“歸真”),葬在岳麓山下。二任教主在埋葬馬守貞的地方修建了誦經堂、禮拜殿等建筑,稱為東拱北。此后八位教主相繼傳權,發展信徒,代代繁衍,相安無事。到了第九任教主馬云,因發動反清起義遭致失敗,遭到清軍鎮壓,燒毀了教堂和拱北。十四任教主在解放后又重修東拱北,文革再毀。改革開放后,第三次修建,如今成了臨洮伊斯蘭的圣潔之地。

于是,在征得三位同意之后,我去了東拱北。

我的感覺同樣是心靈的凈化和對神靈的敬仰。

這似乎是踏進所有教堂之后的獨特感受。它能夠真正把人的靈魂帶到審判的天平上。

由此想到宗教的相處。在平涼崆峒山上有一個座廟宇叫“三神殿”,殿內的臺基上一并排著三位神像,中間是佛祖釋迦牟尼,兩側分別是孔子和老子。這座殿堂給我的感受是包容。任何一派宗教傳入中國之后能夠相融的佐證便在于此。但是,宗教之間的沖突卻成了目前國際上無法調和亦或很難調和的最大難題。想到“十字軍”東征的慘烈和猶太人回歸的悲壯,無不讓人因源自各自靈魂的神圣而忘我掙扎的吶喊,而喟然長嘆!

八思巴當年以非凡的膽識和智慧把吐蕃土地上水火不容的宗教沖突得以化解,這或許應該是臨洮值得記住八思巴的又一個因素。

不僅如此,還應該讓教堂永存。讓人們停下匆忙的腳步,等待自己的靈魂跟上來,與其默默的對話。讓人們緩緩走進去,雙手合十,聆聽神靈對自己的輕輕呼喚。讓人們暫時避開喧囂的街巷,帶著浮躁的心緒與肅穆、莊重的氛圍來一次交匯。讓人們無數次地審視自己,審視自己……

可是,八思巴呢?教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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