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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建業:再論絲綢之路前的彩陶之路

韓建業:再論絲綢之路前的彩陶之路

作者:[韓建業]

摘要:“彩陶之路”是史前時期以彩陶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化和早期西方文化相互交流之路,包括順此通道中西方文化在金屬器、農作物、家畜、宗教、藝術、思想等諸多方面的交流。“彩陶之路”從公元前4000年一直延續至前2000年,跨越銅石并用時代、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各個階段,其中彩陶從西到東的影響至少可達中國甘青地區,從東向西的影響至少可到中亞南部和克什米爾地區。具體路線雖有許多,但大致可概括為以青藏高原為界的北道和南道。“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絲綢之路”的主要前身,對早期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過重要影響。

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以《甘肅彩陶的源流》一文的發表為標志,中國彩陶文化自東向西漸次拓展的面貌已很清晰,加上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發現為仰韶文化找到了本土根基,這就明確否定了中國彩陶文化或仰韶文化西來說,當然,這并非說中西方彩陶文化之間不存在交流的可能性。2005年,根據彩陶文化從陜甘地區向河西走廊、新疆乃至中亞等地傳播的現象,我曾提出過史前“彩陶之路”的概念。后來,筆者不但系統論述了彩陶通過“北道”向新疆、中亞的傳播,還討論了彩陶文化通過青藏高原“南道”向克什米爾地區的滲透,并劃分出彩陶東風西漸的四個階段。劉學堂也有過類似討論。近年來,我發現中亞南部彩陶文化可能更早就對中國甘青等地產生影響,真正意義上的彩陶之路自然應包括彩陶的西風東漸在內。本文擬對絲綢之路前的彩陶之路再次進行討論,將中西彩陶文化相互交流過程調整為五個階段(圖一)。

圖一 絲綢之路前的彩陶之路示意圖

約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中國陜甘地區彩陶西擴至青海和河西走廊東部,同時中亞南部彩陶可能東向影響到甘青地區,是為彩陶之路的第一階段。

中國最早的彩陶,至少誕生于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公元前6000年左右。江浙跨湖橋文化的彩陶復雜繁縟,而陜甘白家文化的彩陶簡單隨意,表明從八千年前就形成東西二元的圖像藝術傳統。如果把長江下游上山文化那種披著鮮艷紅色陶衣的陶器算作最原初的彩陶,那中國彩陶的起源就有大約一萬年歷史了!中國最早的陶器距今約2萬年,一萬年左右出現彩陶,并不奇怪。西亞哈蘇納文化(Hassuna)、薩馬拉文化(Samarra)、哈拉夫文化(Halaf)等彩陶文化,上限都在公元前6000年以前,異彩紛呈,發達程度在同時期的中國彩陶之上。如果考慮到西亞最早陶器的出現才不過在公元前6900年左右,則其彩陶的迅猛發展就令人驚嘆了。進入公元前6千紀,西方彩陶文化已經擴展至中亞南部,形成哲通文化(Jeitun)。不過,七八千年前的中國陜甘地區和西亞、中亞彩陶文化之間相隔遙遠,沒有證據表明存在彼此交流。

公元前4000左右,中西方彩陶文化在格局和內容方面都有重大變化。就中國來說,受中原地區仰韶文化東莊—廟底溝類型的強力推壓,仰韶文化廟底溝時代彩陶已經擴展至河西走廊東緣,至約公元前3500年的銅石并用時代之初,仰韶文化泉護類型末期彩陶到達青海東部。與此同時,東歐地區進入特里波列—庫庫泰尼(Tripolje-Cucuteni)文化的興盛期,中亞南部發展為安諾—納馬茲加一期(Anau-NamzgaI)文化,這都是與西亞傳統相關,且彩陶發達的文化。早在近百年前,安特生就注意到仰韶文化彩陶與安諾、特里波列彩陶的相似性。現在看來,它們的圓點、勾葉、三角紋彩陶不但彼此類似,而且還大體同時,我們不得不佩服安特生的遠見卓識!但至今仍然沒有發現它們彼此存在聯系的直接證據。不過,如果考慮到陜西臨潼姜寨房屋(F29)房基面上發現的黃銅性狀的銅片屬于第一期,絕對年代在公元前4200年稍前,比西亞銅器的出現晚四千多年,比西亞和歐洲人工冶煉銅器的出現晚上千年,也就不能完全排除中西方之間存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中國和西方彩陶文化的最早交流,很可能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曾在青海民和陽洼坡遺址發現過一件屬于仰韶文化泉護類型末期的彩陶盆,上飾斜線和鋸齒組成的菱形紋,中間填充菱形網格紋(圖二,1),與中亞南部納馬茲加二期晚段和三期文化彩陶有較大相似性(圖二,2、3)。土庫曼斯坦南部科彼特山脈北麓綠洲地區的納馬茲加二至四期文化,是在安諾—納馬茲加一期文化基礎上發展而來,包括阿爾丁特佩(Altyn-Depe)三至四期(第一發掘區第14至第4層)、納馬茲加二期晚段至四期(NamazgaeII-IV)、吉奧克修爾(Geoksyur)晚期遺存等,彩陶盛行以鋸齒紋組成的菱形、十字形圖案,而且年代越晚鋸齒紋越細密。陽洼坡彩陶上的大鋸齒紋圖案在中國西北地區并無確切來源,而在中亞南部廣泛盛行且傳承有序,就存在從中亞傳播而來的可能性。

公元前3500年稍后,在甘肅武山傅家門屬于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的遺存中,發現多件羊和黃牛卜骨,說明當時甘肅中南部地區最早開始養羊養牛,并且很可能是從西亞地區傳入。可見當時中西彩陶存在交流當非偶然。這個連接中亞南部和甘青地區的彩陶交流通道,位于青藏高原以北,可稱彩陶之路北道。

圖二  仰韶文化泉護類型和納馬茲加二至四期文化彩陶比較

1.陽洼坡  2. 阿爾丁特佩第8發掘區1979年探溝(Excavation 8,stratigraphic trench of1979, Level XVI)  3. 阿爾丁特佩第15發掘區(Excavation 15,horizon 10)

公元前3000-前2500年,甘青彩陶文化西向擴展至河西走廊西部,西南向滲透到青藏高原甚至克什米爾地區,是為彩陶之路的第二階段。

約公元前3000年,甘青地區形成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并從甘肅中部向青海東北部和河西走廊長距離擴展,最西見于甘肅酒泉照壁灘等遺址。馬家窯類型同時還拓展至青海東部的共和盆地,可能與當地無陶土著文化融合形成馬家窯文化宗日類型,以同德宗日一期遺存為代表,其陶器主要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質地細膩的泥質紅陶,飾精美純熟黑彩,基本同于甘肅中部馬家窯類型。第二類為質地粗糙的夾粗砂褐陶,有的施紫紅色彩,當為土著因素。

最可注意者,是以彩陶為代表的農業文化,通過青藏高原向西藏乃至于克什米爾地區的長距離滲透,這條通道可稱彩陶之路南道。

以西藏昌都卡若遺存為代表的卡若文化,年代上限大致在公元前3000年。其早期的高領罐和敞口盆等主要器類,與馬家窯文化宗日類型早期的宗日式陶器形態較為接近,如同樣流行假圈足,見少量黑彩,常見與后者彩陶圖案類似的折線紋、網格紋、附加堆紋等;其他如有孔刀(有的凹背)和長體錛、鑿等磨制石器,半地穴式房屋,以及家豬和農作物黍、粟等,也彼此近似。此外,卡若文化和四川西北部茂縣營盤山和汶川姜維城等遺址馬家窯文化系統的陶器也有類似的一面。可見卡若文化可能同樣是馬家窯文化和當地無陶土著文化融合而成。

令人稱奇的是,克什米爾地區的布爾扎霍姆(Burzahom)一期乙段遺存竟然也與卡若文化有許多近似之處。仔細觀察,布爾扎霍姆一期乙段遺存和卡若文化均以泥條筑成法制作的粗灰陶器為主,器類都是小口高領罐壺類和平底盆缽類,口沿外貼邊、領身部箍附加堆紋、假圈足、底部見編織紋印痕等特征也都彼此類似(圖三);都流行形態近似的雙孔或單孔石刀(爪鐮),磨制的長體石斧、錛、鑿等,尤其凹背石刀更是神似(圖四);都居住在木柱撐頂的半地穴式房屋當中。如此多的共性,只能用相互間存在關聯來解釋。由于這些因素在布爾扎霍姆一期中都是突然出現,且其絕對年代不早于卡若文化(布爾扎霍姆遺址一期乙段的絕對年代,約為公元前2850~2550年),因此推測其出現當與卡若文化傳統沿著喜馬拉雅山南緣的長距離西向滲透有關。

圖三 布爾扎霍姆一期乙段、卡若早期、宗日早期、營盤山遺存陶器比較

1~6.布爾扎霍姆  7~9.卡若(F9:126、F17:89、F3:298)  10~12.宗日(M43:2、M273:2、M158:1)

13~15.營盤山(T12⑤:36、H12:5、H3:35)

圖四 布爾扎霍姆一期乙段、卡若早期、營盤山遺存石刀比較

1、2.布爾扎霍姆  3、4.卡若(F8:69、F19:26)  5、6.營盤山(H17:6、T11①:3)

很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在克什米爾地區,在布爾扎霍姆遺址之西的卡西姆巴格(QasimBagh)遺址,明確發現測年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的黍,這似乎為我們論述的彩陶之路南道增添了新的證據,有可能公元前3千紀后就有黍從中國西北—西南地區傳播到克什米爾地區,之后在公元前2千紀繼續種植,當然還不能排除公元前2千紀繼續存在這條彩陶之路南道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黍來自中亞的可能性。

在馬家窯文化西向流播的同時,應當也繼續存在彩陶沿北道自西而東文化傳播的可能性。在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和宗日類型的幾件陶盆上,彩繪有舞蹈紋圖案(圖五,1、2),不見于此前的中國文化,而在西亞和中亞南部地區從約公元前9000年開始就較為常見。與馬家窯文化年代近似、距離最近者,當屬伊朗北部公元前4千紀中葉的錫亞爾克三期文化(Sialk)彩陶,其舞蹈紋與馬家窯文化者細節不同,而情狀相似(圖五,3)。因此,存在舞蹈紋東傳的可能性。而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類型的青銅刀,雖然形制獨特,與甘青地區的骨梗石刃刀形態近似,但其青銅技術不排除與西方存在關聯的可能性。

圖五 中國和伊朗舞蹈紋彩陶比較

1.宗日(M157:1)  2.上孫家寨(M384)  3.錫亞爾克三期(Silk III)

約公元前2500-前2200年,中亞南部鋸齒紋彩陶的東漸,可能導致馬家窯文化半山期流行鋸齒紋彩陶,是為彩陶之路的第三階段。

鋸齒紋是由連續三角元素組成的彩陶紋飾,流行于馬家窯文化半山期,是半山類型彩陶的標志性特征,也少量見于同時的菜園文化和稍晚的馬廠類型早期。馬家窯文化半山期的絕對年代約在公元前2500-前2200年,按照中亞和新疆的年代框架,就已經進入青銅時代早期了。半山期又分半山類型和宗日類型,前者分布在甘肅中部和青海東部,典型遺存有廣河半山和地巴坪墓葬,蘭州花寨子“半山類型”墓葬,柳灣“半山類型墓葬”等;后者分布在青海共和盆地,以同德宗日遺存為代表。李水城曾將半山期和馬廠早期鋸齒紋分為五小期,總體來說鋸齒及齒尖夾角由大變小,由大直角鋸齒變為小銳角鋸齒,最后退化為細密的毛發狀鋸齒。李水城并認為半山類型的彩陶鋸齒紋可能來源于當地或內蒙古中南部。我也曾傾向于這種認識。但仔細分析,馬家窯文化小坪子類型其實很少見典型的鋸齒紋,即如民和邊墻等遺址所出個別鋸齒上下相錯的所謂“對齒紋”,毋寧說只是黑彩帶上的留白折線而已。而內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海生不浪類型真正的鋸齒紋極少,個別見于器物口沿內壁或頸部。總之,甘青和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只是偶見似是而非的鋸齒紋,與半山類型盛行鋸齒紋的情況有很大差別。

土庫曼斯坦南部的納馬茲加二至四期文化,從大約公元前3500年的銅石并用時代開始就盛行鋸齒紋,并延續至青銅時代早期的約公元前2500年,總體演變趨勢也是鋸齒紋本身及其齒尖夾角越來越小。因此,半山類型的鋸齒紋彩陶,很有可能就是主要受到納馬茲加二至四期文化通過北道遠距離影響的結果(圖六)。考慮到上述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青海民和陽洼坡遺址就發現有類似中亞南部的大鋸齒紋彩陶,則這種推測的可能性就更大。

圖六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和納馬茲加二至四期文化鋸齒紋彩陶比較

1.花寨子(0:28)  2、3. 柳灣(M435:3、M447:2)  4. 陽山(M68:26)  5. 阿克特佩(Ak-Depe)  6. 阿爾丁特佩第5發掘區(Excavation 5,horizon 9)  7、8. 阿爾丁特佩第1發掘區1970年探溝(Excavation 1, stratigraphic trench of 1970, horizon 9)

但不用否認,二者年代上存在錯位。納馬茲加二至四期文化,相當于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和馬家窯類型時期。在和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大體同時的納馬茲加五期類型當中,彩陶已經基本消失。或許在南疆一帶曾經存在過深受納馬茲加二至四期文化影響的鋸齒紋彩陶文化,后來東向影響形成到半山類型鋸齒紋彩陶的形成。

另外,也不排除此時甘青和南疆文化反方向影響的可能性。最近在土庫曼斯坦南部穆爾加布(Murghab)地區的阿吉庫伊I(AdjiKuiI)遺址發現較多黍,直接測年數據為公元前2272-前1961年,就有可能通過新疆從河西走廊傳播而去。當然也不排除從河西走廊或北方草原傳入哈薩克斯坦,再南向傳播的可能性。

約公元前2200-前1500年,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彩陶東向擴展至新疆東部,馬廠類型并進一步發展為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和東疆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是為彩陶之路的第四階段。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的西端抵達酒泉,至馬廠類型時已推進至敦煌。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馬廠類型遺存年代總體比東部遺存晚,又可分為兩個階段。偏早以酒泉照壁灘和敦煌西土溝遺存為代表的馬廠類型晚期遺存,彩陶較少且構圖簡約,多見直線網格紋,不見內彩。偏晚為酒泉干骨崖、西河灘,金塔二道梁、磚沙窩等遺址所見“過渡類型”,實屬馬廠類型末期;彩陶在頸部繪菱格紋、倒三角網格紋,腹部多繪垂帶紋、成組折線紋(圖七,1-4)。這時馬廠類型可能已經抵達新疆東部,因為在新疆哈密天山北路遺存中包含雙耳菱格紋彩陶罐等馬廠類型式彩陶。

圖七 馬廠類型末期、四壩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彩陶比較

1、4.二道梁(87JE-044、87JE-046)  2.磚沙窩(JZH-A003)  3.金塔縣文化館藏品(JZH-A002)

5-9.干骨崖(M85:2、M84:1、M40:2、M32:1、M93:1、)10-14.天山北路

青銅時代中期,約公元前1900年以后,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和新疆東部差不多同時出現面貌近似的四壩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四壩文化以甘肅山丹四壩灘遺存為代表,包括玉門火燒溝、酒泉干骨崖遺存等。多彩繪陶,一般為紫紅陶衣上繪濃黑彩,紋樣有平行橫帶紋、折線紋、菱格紋、棋盤格紋、三角紋、網格紋、垂帶紋、卷云紋、回形紋、連弧紋、圓點紋、變體蜥蜴紋、手印紋等,主體來源于馬廠類型(圖七,5-9)。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為代表,彩陶主要為黑彩,有網格紋、菱格紋、垂帶紋、“Z”形紋、手形紋、葉脈紋等圖案(圖七,10-14;圖八,1-5),其祖源在河西走廊。

在這一波彩陶文化西進的同時,明確有大量西方文化因素順此通道東漸。上述四壩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中的弧背刀、劍、矛、有銎斧、錛、鑿、錐、鐮、鏃、鏡、耳環、手鐲、鍑、鈴、牌、泡、扣、珠、管、別針等大量青銅器,都主要源自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影響還不止于此,而是繼續向東滲透,對大體同時的晚期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等當中同類青銅器出現和半農半牧特點的形成,甚至對二里頭文化青銅文明的興起,都起到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從而使得中國大部地區在技術經濟、文化格局、社會形態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革現象,堪稱一次“青銅時代革命”,促成中國大部地區進入青銅時代。

約公元前1500-前1000年,彩陶從新疆東部向天山中部,甚至中亞南部地區傳播,促成楚斯特文化等彩陶文化的形成,是為彩陶之路的第五階段。

約公元前1500年的青銅時代晚期,東疆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進入末期階段后,開始西向對中天山南北地區強烈影響,使得這些地區第一次有了美麗的彩陶,盡管圖案細節不盡相同。對中天山以北吐魯番—烏魯木齊地區的影響,表現在約公元前1500年以后四道溝文化中彩陶的出現。四道溝文化以木壘四道溝下層為代表,包括奇臺半截溝遺存,烏魯木齊薩恩薩伊墓地二期遺存等。彩陶主要裝飾在圜底罐上,深紅色或紅紫色,圖案為成排的倒三角紋、菱形網格紋等(圖八,6-10),與哈密天山北路文化部分彩陶紋飾類似。在此前的青銅時代中期,中天山以北地區屬于切木爾切克文化分布區,其圜底和平底罐上刻劃、壓印復雜的幾何紋,但絕不見彩陶。不過四道溝文化成排倒三角紋、網格紋等彩陶圖案的流行,或許與對這些幾何紋的模仿有關。對中天山以南焉耆盆地的影響,體現在和碩新塔拉和曲惠等遺址中彩陶的出現。彩陶多為紅褐色或者紫褐色,也有黑色,主要為成排的菱塊、菱格、三角紋、三角填斜線紋,也有互字紋、梯格紋、垂帶紋等(圖八,11-15),與哈密天山北路文化部分紋飾更類似。在青銅時代中期,該地區屬于古墓溝—小河文化分布區,尚無明確陶器發現。同樣,新塔拉類遺存的三角填斜線紋等彩陶圖案,或許與對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幾何紋的傳承有關。

圖八 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和四道溝文化、新塔拉類遺存彩陶的比較

1-5.哈密天山北路  6.薩恩薩伊(M85(A):1)  7-10. 半截溝 11-15. 新塔拉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亞費爾干納盆地及附近地區楚斯特(Chust)文化等當中彩陶的出現。楚斯特文化的彩陶,發現于烏茲別克斯坦楚斯特(Chust)、達爾弗津(Dalverzin)、科克特佩(Koktepe),以及吉爾吉斯坦的奧什(Osh)等處。一般是在平底或圜底罐、圜底缽、深直腹杯等陶器上,裝飾紅褐色的三角、菱格、圓圈、垂帶等主體圖案,三角形、菱格圖案中常填以斜線、網格等,這些紋飾都是和新疆新塔拉、天山北路等處接近的,此外還有對頂三角形身體的動物、卐字紋、樹紋等(圖九,1-9)。大體類似的彩陶,還發現于塔什干(Taskent)綠洲的布爾古留克(Burguljuk)文化(圖九,12-14),甚至土庫曼斯坦西南綠洲的亞茲一期(Yaz I)文化(圖九,15-18)。中亞南部的阿姆河流域及附近地區,青銅時代中期進入較為繁榮的綠洲城市文明階段,被稱之為阿姆河文明(Oxus Civilisation),或者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考古綜合體(Bactria-MargianaArchaeological Complex,BMAC),陶器流行輪制,以前盛行一時的彩陶基本消失。青銅時代中期之末,在這一地區出現來自北方草原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因素,而費爾干納至塔什干一帶,則更是成為安德羅諾沃文化系統的分布區,常見刻劃壓印幾何紋的罐類陶器,絕無彩陶。由此推測,楚斯特文化等當中彩陶的出現,自當與來自中國新疆地區的影響有關。此前早有不少學者注意到新疆和中亞彩陶文化存在相似性,有人更指出不排除中亞彩陶來自新疆的可能性,但都未有明確結論。與此相反,也有學者提出楚斯特文化彩陶影響新疆的觀點。

圖九 楚斯特文化、布爾古留克文化和亞茲I文化彩陶的比較

1、2、4、6、7. 楚斯特(Chust)3、5.達爾弗津(Dalverzin) 8、9. 奧什(Osh) 10-14.布爾古留克(Burguljuk) 15-18. 亞茲I(Yaz I)

約公元前1300年以后,哈密盆地和巴里坤草原形成焉不拉克文化,流行紅衣黑彩彩陶,當與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有淵源關系。焉不拉克文化出現以后,對當時天山南北“高頸壺文化系統”的形成起到了推動作用,其高頸壺、弧腹杯、弧腹缽、豆、直腹杯、直腹筒形罐等彩陶因素漸次西傳,導致新疆中部蘇貝希文化、察吾呼溝口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等一系列彩陶文化的進一步發展。

隨著此時彩陶文化的進一步西漸,更多種類的工具、武器、馬器、裝飾品等青銅器,甚至少量刀、劍、鏃、錐等鐵器,順此通道反向傳入新疆,并進一步滲透到青海、甘肅等中國西部地區,使得中國西部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進入早期鐵器時代。

最早產生彩陶的西南亞和長江下游,都是最早出現農業的地方。其后彩陶文化從歐亞大陸東西兩端向周圍擴展,也都基本是伴隨著農業文化的擴散,尤其黃土高原成為彩陶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所孕育的仰韶文化被譽為“黃土的兒女”。即便是克什米爾地區作為彩陶文化余緒的布爾扎霍姆文化,已經不見了彩陶,但仍是分布在黃土地區的農業文化。后來彩陶文化向天山南北綠洲地區擴展的過程中,畜牧業成分逐漸加入進來,但農業都始終占據重要地位。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彩陶文化基本都是農業文化。也只有定居程度較高的農業社會,才能滿足彩陶創作所需要的優裕時間,才能提供彩陶使用和儲藏所需的穩定條件。

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彩陶的盛行期,多處于文明社會的前夜,或者由簡單社會向復雜社會的轉型期。大約公元前3500年以前,中原地區和西南亞地區彩陶興盛,文明開始起源,核心文化強勢擴張,形成最早的“早期中國文化圈”和“早期西方文化圈”。之后這些核心地區黑灰陶興起而彩陶衰落,文字誕生,社會逐漸邁入初級文明社會或高級酋邦社會。但彩陶在更外圍地區繼續發展。彩陶很可能是史前人們表達和傳遞信息的重要載體,是“有意味的形式”,或可與文明社會的文字功能相提并論。只是彩陶的表達抽象寬泛,文字的表達具體精確而已。可見,中西彩陶的交流,大致也就是中西核心文化之間的交流。

概括來說,“彩陶之路”就是史前時期以彩陶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化和早期西方文化相互交流之路,包括順此通道中西方文化在金屬器、農作物、家畜、宗教、藝術、思想等諸多方面的交流。“彩陶之路”從公元前4千紀一直延續至前2千紀,跨越銅石并用時代、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各個階段,其中彩陶從西到東的影響至少可達中國甘青地區,從東向西的影響至少可到中亞南部和克什米爾地區。具體路線雖有許多,但大致可概括為以青藏高原為界的北道和南道。“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絲綢之路”的主要前身,對早期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過重要影響。

作者簡介:韓建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文章來源:“古今天人”微信公眾號,原文發表于《文博季刊》2018年1期(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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